企業凈資產是指什么？企業凈資產什么意思

企業凈資產是指什么，這個問題許多人都不明白，今天我們就來說一說。首先我們要知道，企業的凈資產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企業的現金，另一部分是企業的固固定資產，假如一個企業的現金不足以支撐企業運轉，那么就需要通過銀行貸款來解決資金問題，而銀行貸款的利息是十分高的，所以許多人都認為企企業是不可能倒閉的。

一：企業凈資產是指什么意思

注冊資本 公司的注冊資本的公司的登記機關登記注冊的資本額，也叫法定資本。注冊資金是國家授予企業法人經營治理的財產或者企業法人自有財產的數額體現。注冊資本與注冊資金的概念有很大差異。注冊資金所反映的是企業經營治理權；注冊資本則反映的是公司法人財產權，所有的股東投入的資本一律不得抽回，由公司行使財產權。注冊資金是企業實有資產的總和，注冊資本是出資人實繳的出資額的總和。注冊資金隨實有資金的增減而增減，即當企業實有資金比注冊資金增加或減少20%以上時，要進行變更登記。而注冊資本非經法定程序，不得隨意增減。 凈資產 它是屬企業所有，并可以自由支配的資產,既所有者權益。它由兩大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企業開辦當初投入的資本，包括溢價部分，另一部分是企業在經營之中創造的，也包括接受捐贈的資產。 凈資產=資產-負債，受每年的盈虧影響而增減 企業期末的所有者權益金額“不等于或不代表”凈資產的市場價值。 由于是市場價值（通常是現在的市場價值），當然“不等于或不代表”企業期末的所有者權益金額（這里是歷史成本）。

二：企業凈資產什么意思

凈資產一般是指，所有者權益或者權益資本。企業的凈資產通常是指，企業的資產總額減去負債以后的凈額，由兩大部分組成：1、企業開辦當初投入的資本，包括溢價部分；2、企業在經營之中創造的，也包括接受捐贈的資產，屬于所有者權益。在股票投資基本分析的各種技巧和辦法中，凈資產和與市盈率、市凈率、市銷率、凈資產收益率等指標一樣，都是最常用的參考指標。

三：企業凈資產變化由什么引起

中國的部分大企業正在走向社會企業，但中小企業一直是民營企業的主體，他們不會朝社會企業部署。應以市場挑選而不是以價值偏好來決定資源配置方式。同時，要強調讓依法經營、照章納稅的民營企業家吃到安全感、任務感、榮譽感三個“定心丸”

文｜《財經》雜志

“走向共同充裕，必須充分調動和深刻發掘民營企業發展的潛力和效力。”4月27日，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召開了《走向共同充裕——民營企業向社會企業轉變研究》線上專家座談會暨新書發布會。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原院長劉迎秋發言示意，完成共同充裕，不是限制、打擊以至中止民營企業的存在和發展，而是要通過稅收和產業負面清單等政策措施的調解，切實有效保護和積極推動民營企業持續健康發展。

如此，國民才能共同充裕，國家才能日益強大。

劉迎秋舉例，中國改革開放后40多年創造的財富遠比改革開放之前30年多出數十倍乃百倍。1952年中國國民收入是589億元，1978年為3010億元，按不變價格增長3.53倍；改革開放1978年3678億元，2020年達到102萬億元，按不變價格增長39倍。而假如以現價計算，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財富增長較前一階段多出了200多倍。最根本的一條原因是放手發展民營經濟。

如今，民營經濟貢獻著中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海內消費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以及90%以上的企業數量。而近年來，中國基尼系數越過了0.4的警戒線，意味著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去年8月，“共同充裕”戰略被中心提上議程。如何看待新時期民營企業的角色定位？轉型為社會企業，是否是民營企業助力共同充裕的一條可行路徑？

“一些企業家說，企業做大了以后，一天到晚我到底在忙什么，沒有禮拜六，沒有禮拜天，沒有節假日，這個賺錢就是我的目標嗎？”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黃孟復認為，部分大型民營企業向社會企業轉變，是大勢所趨，是自愿的，而且確實是他們內心孕育的動力和沖動，社會應當提供好的支持，但是絕對不是強迫性。

社會企業有5大基本特征，是市場經濟的必然

改革開放后，中國民營企業完成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變化，社會財富的創造也在飛快增多。2021年，中國規模以上的私營工業企業有30多萬家，戶均資產1.3億元，凈資產7000多萬元。2021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戶平均資產達到1000億元，營業收入達到700億元，凈利潤達到40億元。

這一過程中，部分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也逐漸從企業家個人、家族的事務，演變為觸及員工、他人、社會、國家的利益，以至是整個世界的福祉。

這些年，民營企業家的財富分配觀念緩緩發生改變。2021年胡潤慈善榜上榜39位中國慈善家，平均捐贈8.2億元，最多捐贈120億元。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副院長陳永杰指出，中國一些大型民營企業向社會企業轉變，其內在性質正在發生轉變，既不是簡樸地不姓“私”，也不是簡樸地就姓“公”，而是姓“社”，是社會企業：

特征一，是企業股權社會化。民營企業由個人和家族持股為主，逐步轉變為由企業的治理層、員工、社會公眾、社會機構共同持股。目前一些民營企業，特殊是上市公司，個人與家族持股的比例低于50%，有的只剩百分之幾。

二是企業經營治理的社會化。企業治理由過去的個人和家族治理為主，逐漸轉變為向社會公開選定治理人員，主要以職業經理人治理為主。擁有較多股權的社會股東，也擁有較大的決策影響力。

三是企業經營目的的社會化。一些大型民營企業已經熟悉到，企業利潤與股東利益的最大化，必須以至只有通過與員工利益、社區利益、行業利益、國家利益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以至以后者為首要目標才能得以真正完成。

四是企業利潤歸屬的社會化。企業利潤上交所得稅后的凈利潤分為公積金、公益金和股東分紅。公積金用于企業投資再發展；公益金用于企業員工福利；分紅按照股份大小歸各個股東，包括員工股東、社會股東。不少企業家個人及家族也把自己分紅的相稱一部分用于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服務社會。

五是企業財產傳承的社會化。不少企業家明確示意，從企業深遠發展、財產長久安全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長出發，自己退休后或百年以后只將少部分資產交于子女。企業多數資產將交給可信任的治理人。百年以后，主要部分財富交給公益慈善基金組，由基金組織行使股權，股權收入長期用于公益慈善事業。

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徐鵬飛舉例，創辦于1987年的福耀集團，是全球最重要的汽車玻璃消費商之一，但家族企業色彩日益淡化。股權結構中，曹德旺家族實際控制23.61%的股權，其余76.39%的股權由其他投資者持有。其中，49.78%的股份由除機構投資者以外的社會公眾持有。福耀集團的董事會、監事會以及高層治理人員一共18名，除了4名家族成員，其他均為職業經理人或創業元老。這些年，福耀集團的累計分紅大于募資，完成了利潤分配的社會化。該公司創辦的河仁慈善基金還公布籌建福耀科技大學。據該公司數據，截至2019年底，福耀集團和董事長曹德旺本人累計捐贈約120億元。

陳永杰指出，中國民營企業向社會企業轉變，與西方私人公司向大型股份公司、以至跨國公司轉變的趨勢與規律是基本一致的。目前，中國大型民營企業大多只具備社會企業的部分特征。但只要實行市場經濟，施行公司制，保護私人財產權利，社會化的趨勢就必然出現。民營企業向社會化發展將有利于中國完成共同充裕。

陳永杰指出，在混合經濟改革推動下，中國大型企業制度形式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勢是產生三類社會企業：國有—社會企業，民營—社會企業，外資—社會企業，三類企業又可相互融合、相互轉變。三類社會企業將成為中國市場主體的重要基礎。三類社會企業的發展，將吸引日益增多的企業員工、社會公眾和機構成為股東，共享企業發展成果，進而將有力地推進中國共同充裕的逐步完成。

陳永杰建議，要鼓勵民營企業積極推行員工持股制度；推動養老金持股大型民營企業；鼓勵機構投資者持股大型民營企業；鼓勵國有與民營相互融合，設立社會企業；鼓勵外資與民營相互融合，設立社會企業；施展民營企業在社會公益事業中的作用；要改變財產繼續法律，支持家族企業財產的社會性承繼。

避免誤讀為社會改造，包容民營經濟持續發展

“從個體企業走向社會企業，是資本自身演進的典型邏輯規律，是社會化大消費的客觀和要求，也是產業技術轉型晉級的推動，而不是傳統意義的社會改造。”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原司長孔涇源強調，資產虛擬化、股份社會化、企業社會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不是人為預定的價值取向。需要看到，中小企業永遠是民營企業的真正主體，不能因為一部分大企業走向社會企業，就把全部民營經濟主體朝向社會企業部署。不能以價值偏好來決定資源配置方式。

泰豪集團董事長黃代放擔心，人人都想“分蛋糕”，卻不愿“做蛋糕”。一方面，部分人靠一線城市投資房產獲得財富貶值，另一方面“創二代”也不愿意接班。近年來，關于姓資姓社的爭論，也可能會傷害一些正在刻苦做蛋糕的人員。

“1988年我創業的時分，感覺是自己的企業。到了1993年有幾百人，感覺是團隊的企業。到了1998年幾千人，我就覺得是社會的企業，所以推動上市。”黃代放回憶，泰豪集團2003年從股權層面推動了第一次分配，20%分給一起創業的團隊，再拿出20%獎勵未來10年可能為公司作出貢獻的員工，還留了20%將來捐給工會，支持員工培訓和困難救助，另外20%成立基金會，專門做社會捐贈。他自己留了20%。到了2008年，再從集團資產配置的層面，拿出1/3的資產投資設立大學。目前泰豪集團創辦了一所本科學校、一所專科院校。

三全集團董事長陳澤民示意，民營企業在創業發展中面臨眾多不可猜測的風險，歷經風風雨雨，千辛萬苦，稍不留心就會觸碰“高壓線”。民營經營者擺個小攤做生意，能夠有尊嚴地解決自己的生存需要，還能雇人為社會做貢獻。全社會應當包容這些經營者的存在。“共同充裕”不是要養懶人，不是鼓勵好吃懶做的人。

1956年12月，毛澤東主席在同工商聯負責人談話時說，共產黨員就是要帶領全國人民寫好“送窮文”，就是要送走窮國，這需要幾十年，還說假如搞不好社會主義，我們可以搞資本，表達了共產黨人對送走窮鬼的決心。40年來的改革開放，我們完成了小康社會，但客觀的講，只是達到最基本的脫貧標準，我們仍是不充裕的國家。

《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張志勇強調，中國從前在“送窮鬼”的道路上吃了許多苦頭，做了一些違反客觀實際的事情。市場經濟是迄今證實最有效的經濟方式，也奠定了完成共同充裕的基因。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堅定走市場經濟道路。

在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看來，共同充裕應當是“共同而有差別的普遍充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央宏觀經濟部原副部長魏加寧分析，為什么要提出共同充裕？是由于這些年貧富差距過大，我們有一個研究，凡是基尼系數高于警戒線0.4的國家，可能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貧富差距過大，不僅會影響到社會穩定，而且也違反黨的初心——黨的初心不是要“消滅私有制”，而是要“完成共同充裕”。貧富差距拉大是綜合因素造成的。身份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以及中國市場化改革還沒有徹底實現，泡沫經濟、全球化、數字化等因素都可能造成貧富差距。發達國家對公平與效率的追求一般呈現階梯型，即一段工夫追求公平，上一個臺階后，追求效率，再上一個臺階，不斷往上。中國須注重不要落入公平、效率兩個非此即彼的極點中不斷循環。

要想縮小貧富差距、完成共同充裕，通常是依賴“三次分配”，更嚴格地講是“四次分配”。所謂“四次分配”就是在“三次分配”前面再增加一個“零次分配”。

所謂“零次分配”就是前面講的，要縮小“身份差距”，包括城鄉居民的差距，國企職工和民企員工之間的差距，以及戶籍上的差距，要通過“零次分配”來解決這些“身份差距”。“一次分配”主要解決的是企業和員工之間的關系，應該由企業主導，工會制衡。“二次分配”主要解決的是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應該由政府主導，民主監督。“三次分配”解決的是公民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應該民間主導，政府減稅加以鼓勵。

魏加寧建議，“零次分配”強調的是“平等原則”，應該通過公民化改革來加以解決，包括自由遷徙、人人平等、國民待遇等。“一次分配”強調的是“效率原則”，應該加快完善市場化改革，能者多勞，多勞多得，把蛋糕做大。“二次分配”強調的是“公平原則”，應該通過民主化改革來加以完成，也就是用政改換稅改，一方面，通過稅改給弱勢群體提供“社會安全網”，另一方面通過稅改也給富人提供“安全感”，讓他們能夠安下心來長期投資發展。“三次分配”強調的是“自愿原則”，應該通過社會化改革，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推進ESG指數編制評估；大力發展慈善基金，發展NGO。

南開大學金融發展研究院院長田利輝指出，民營企業要履行社會責任，但這并不代表平均主義。實際上，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外資企業都需要履行社會責任，現在國際上關于ESG（環境、社會、公司管理）的規范和要求都應當去履行。所謂“社會企業”，也要完成公司管理的規范化、現代化，保證企業的基業常青。

清華大學國際生物經濟中央主任王宏廣建議，要讓民營企業家吃到安全感、任務感、榮譽感三個“定心丸”，凡是依法經營、照章納稅的企業都應該獲得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