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城投債？云南城投債券？

云南城投債的發行利率為4.05%，較前一日上漲0.05個百分點。這是今年以來，云南城投債的第二次上調。此前，該債券發行利率曾一度高達5.55%，創出歷史新高。不過，伴著近期市場利率回落，云南城投債的發行利率也逐漸回落。截至目前，云南城投債的發行利率已降至4.05%左右。

為什么城投債券短工夫內不會違約

一、城投債的 歷史 由來

城投債，又稱“準市政債”，就是以城投公司為發行主體，以地方政府為隱性擔保人，在上交所、深交所、銀行間市場發行的標準化債券，發行產品所募集資金用于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或公益性項目。

自成立以來，城投債始終是債券品種十分重要的一類，也是中國特有的一類債券。從承銷商到投資者，以及參與債券發行環節的人，都將其視為當地政府發債。 主要是因為城投債獨有的三大特征：

第一，從股權結構講，其股東是各級地方政府的國資委、管委會、交通局、建設局等，實際控制人是各級人民政府；

第二，從業務角度講，其業務主要包括一級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棚改和保障房建設、城市公共建設（供水、供熱、公交）運營等，業務對象主要是各級地方政府；

第三，從盈利角度講，其自身沒有獨立的盈利能力和現金流創造能力，其盈利和現金流主要是依靠于各級地方政府。

實際上，城投債具有地方政府信用的隱性擔保。其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分稅制改革后，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而地方財政支出卻不斷上升，造成地方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直接原因是伴著城市化水平飛快提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需求巨大，而《預算法》規定《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債券》。因此我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市政債券，地方政府只能以間接方式發行。

二、城投債的發展 歷史

　1、起步階段（1992-2004年）

這一階段，由于我國債券市場仍屬于起步階段，債券品種有限，且企業債券的發行主體仍限定于中心企業、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企業，因而城投債券的發行規模始終很小，1999-2004年城投類企業債券僅發行8支，合計156億元。

2、逐步發展階段（2005-2008年）

2005年，國家發改委啟動地方企業債券發行，作為地方政府全資控股國有企業的政府投融資平臺可以通過發行企業債券的方式進行融資；同時，2005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短期融資券治理方法》，短期融資券發行的重啟為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提供了新的債券品種。受益于債券市場的擴容，城投債券開始快速發展。2005-2008年，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分別發行債券17支、29支、54支和49支，發行規模分別為242億元、351.50億元、664.50億元和740億元。

3、爆發增長期（2009年）

2008年1月，國家發改委發布《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推進企業債券市場發展、簡化發行核準程序有關事項的通知》，將企業債審批環節由先前先核定規模再核準發行的兩重審批簡化為核準發行一個環節，并取消總額限制，政府融資平臺發行企業債的空間在政策上得到很大拓展。

同時，在2009年初國務院推出“穩增長”4萬億投資計劃后，為了提供相關配套資金，200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聯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結構調整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指點意見》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發行企業債等融資工具”；加之發改委明確表態，要“擴大企業債券發行規模”；根據中債資信的數據統計，2009年政府融資平臺總計發行162支債券（其中企業債達117支），為2008年的3.31倍，發行債券規模總計2,821億元（其中企業債券達1,734億元），為2008年的3.81倍。

4、整理和回落期（2010~2011年）

經歷了2009年的爆發式增長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快速積聚也受到監管層高度重視，自2010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治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務院19號文）后，國務院及相關監管部門相繼發布針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規范性文件，加之云南公路“只付息不還本”函件、云投重組和上海申虹償債危機等信用事件的相繼發生極大地挫傷了市場對政府融資平臺企業的風險偏好，根據中債資信的數據統計，2010~2011年政府融資平臺發行債券支數和規模增速均顯著放緩，分別為162支、193支和2,765億元和3,264.10億元。

5、規范中發展期（2012年至今）

2012年3月，銀監會下發了《關于加強2012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監管的指點意見》，要求各銀行原則不得新增融資平臺貸款規模，政府融資平臺銀行貸款渠道被顯著收緊。但政府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很大，且正值地方政府債務到期高峰，地方政府融資需求十分大，得益于債券監管部門政策放松，發行城投類債券成為地方政府極為重要的融資渠道。根據中債資信的數據統計，2012年政府融資平臺總計發行662支債券，總計8,246.10億元，分別為2011年的2.74倍和2.53倍，發行規模創 歷史 新高。

2013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文對城投債券按照三類實行分類治理，有保有控；而“債市風暴”又使得國家發改委自5月起對企業債券張開了大規模的自查工作，新債發行基本暫停。受此較大影響，2013年政府融資平臺發行債券652支，總計8,286.26億元，較2012年幾乎沒有增長。

2013年底以來，在中心提出“開正門、堵邪路”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思想的指點下，推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融資“陽光化”成為監管的核心思路。因此，政府融資平臺發行債券融資得到了明確支持。2013年12月，國家發改委明確答應融資平臺通過發行企業債置換“高利短期債務”，而后，融資平臺發債的政府行政級別限制放開，國家發改委再次發文支持擴大企業債券資金用于棚戶區改造。在政策的支持下，2014年1季度，政府融資平臺已發行債券289支，總計3,277.70億元。

截止到2020年全年城投債券總計發行4,901支，較2019年上升48.56%，發行規模為36,545.34億元，同比增長43.07%，受疫情影響全年融資環境寬松，發行規模及發行支數均再創 歷史 新高。

表1：近三年不同類型城投債券發行規模及其增速

三、城投債的信用風險有多大

從 歷史 的角度看，產業債不斷陸續暴露出信用風險，但是城投品種仍舊保持著零違約的記錄。展望未來， 我們堅定地相信，城投債券仍是個相對安全的品種，其違約率會長期低于產業債。

最近兩年以來，市場對于城投債券的擔憂主要源于“政府債務嚴監管”所造成的影響。我們希望強調的是，“政府債務嚴監管”的本意并非打擊城投債券這種融資方式，或是逼迫城投債券違約以進行所謂的“壓力測試”，而是要規范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杜絕違法違規舉債和擔保的現象。

地方政府相關債務可以分為地方政府債務、合法合規的企業債務、違法違規債務三部分，我們分別稱其為A類、B類、C類債務。 “政府債務嚴監管”針對的是違法違規的C類債務，而A類和B類債務不會直接受到其影響。現實上，當前的城投債券基本為B類債務。

城投債券中僅僅有極少數為C類債務。 城投公司發行企業債、公司債、中短票需經國家發改委、證券交易所、交易商協會的審批、核準、注冊、備案，因此其合法性、合規性都處于較高的水平。很顯然，監管相對松的非標融資出現違規的概率遠高于城投債券；相應的，非標等弱監管的融資在C類債務中的占比較高。現實上，從2017年1月《財政部關于請核實處理個別違法違規問題的函》、《財政部關于請依法問責個別市縣違法違規舉債行為的函》、《財政部關于請依法處理部分金融機構違法違規行為的函》（財預函〔2017〕1-7號）到最近財政部披露的云南、廣西、安徽、寧波等地政府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責案例， 在為數眾多的違法違規舉債和擔保的案例中，大量為非標融資，直接觸及城投債券的案例只有一個（邵陽城投），比例十分低。

1.3、會不會出現違約鏈式反應？

違約鏈式反應理論認為，一筆債務的違約會引發其余債務的違約。 因此，投資者十分關注以下這兩個問題：

Q1：假如某個地區公開發行的城投債券違約了，其余地區會不會“效仿性”地違約？

Q2：假如某個主體的非標違約了，其公開發行的債券會不會必然違約？

我們對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對于上述Q1，我們傾向于認為 “第一只違約地方政府不愿意看到，第二只違約中心政府不愿意看到” 。現實上，一旦有公開的城投債券違約，那么壓力就可能從地方政府上交至中心政府。根據2011年城投信用風波的經驗，城投債務違約很輕易引發國際投資者對于“政府債務問題”的擔憂，這有可能給主權評級、匯率、外儲、海外發債、海外股權融資帶來影響。因此， 當純粹意義的城投債券違約后，相關政策有可能會變得友好。

就目前的實際情景來看，非標違約比較多，比如云南地區、貴州地區的非標融資部分已經違約，但城投債券哪怕貴州地區一只也沒有違約。像最近山西省就出來表態，確保省屬企業到期債權不會出現一筆違約，這還是國企債權，更別說城投債了，直接綁定當地政府信用。

表態！山西：確保省屬企業到期債券不會出現一筆違約

2020-11-15 10:38:47 銀訊網

山西省國有資本運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山西國資運營公司）11月14日在發給省屬企業債權人的信件中稱，近期，河南省發生了債券違約事件，對此山西省高度關注，立即對下轄省屬國企債券進行梳理排查，提前介入風險處置干預。

山西國資運營公司將積極覆行好出資人職責，營造山西省屬企業良好的信用環境，充分保障權人權益。

所以就目前全國來看，整體城投債的信用風險很低很低，比較可控。

城投債券有風險嗎

城投債并不是沒有風險的，在2011年6月29日，上海的融資平臺之一申虹投資公司被曝出債務逾期，這就是城投債聞名的“黑七月”，這是城投債的第一次違約，當然也不是最后一次違約。緊接著6月30日，云南省最大的融資平臺云南省投資控股集團也出現兌付危機。伴著地方融資需求越來越大，城投債違約也必定會越來越多。

拓展資料：

1.城投債，又稱“準市政債”，是地方投融資平臺作為發行主體，公開發行企業債和中期票據，其投向多為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或公益性項目。城投債起源于上海。上當時為了開發浦東新區而采取的一種融資手段。伴著這種融資模式的勝利發行，在全國各地飛快張開。目前城投債規模在3萬億規模以上。

2.城投債的運作方式

城投債一般通過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發債，地方投融資平臺一股的名稱為城市建投投資公司（通常稱城投公司）、城建開發公司、城建資產經營公司等名稱。城投債一般會由地方政府承諾還款，必要時還有財政補貼等作為還款承諾，所以城投債還是十分受歡迎的。

3.公司債券是指股份公司在肯定時代內 (如10年或20年) 為追加資本而發行的借款憑證。對于持有人來說，它只是向公司提供貸款的證書，所反映的只是一種普通的債權債務關系。持有人雖無權參與股份公司的治理活動，但每年可根據票面的規定向公司收取固定的利息，且收息順序要先于股東分紅，股份公司破產清理時亦可優先收回本金。公司債券期限較長，一般在10年以上，債券一旦到期，股份公司必須償還本金，贖回債券。

城投債價格如何確定

目前常用的地方政府特征指標主要與財政收支有關，較少觸及債務負擔狀況。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的衡量經常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發行城投債余額加總得出。然而銀行貸款、超短期融資券和短期融資券也是地方政府債務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團隊首先根據發債企業公開披露的數據，加總地級市政府下屬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全部有息債務數據來測度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量。

由于現有數據無法得出地方政府的總隱性負債與總資產之比，課題組將隱性債務分別除以地方政府預算收入、地方GDP和地方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獲得了衡量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負擔率的三個指標。第一種辦法借鑒了衡量公司債務狀況通常運用的利息覆蓋率，第二種辦法是參照衡量國家債務情景最通常采用的負債率指標，第三種辦法近似于用當年政府新增固定資產作為分母來測度債務負擔情景。通過地方城投平臺債務加總核算的地方總隱性債務規模平均為年度地方政府一般預算收入的3.02倍、地方GDP的32.91%和地方社會固定資產投入的56.23%。

（二）政府隱性債務對城投債定價的影響

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負擔率對于城投債的定價具有顯著影響。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負擔率越高，則城投債利差越大。城投債雖然在形式上為地方政府下屬平臺公司發行的企業債券，但本質上也是屬于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一部分。城投債定價中反映了地方政府的隱性擔保能力。

詳細來說，樣本中數據的平均利差為2.19個百分點。假如市級政府隱性債務負擔率提高1個標準差（一般來說平均值加減2個標準差可以涵蓋95%的樣本數據），城投債信用利差將提高7-11個基點。分析中考慮了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城投債發行主體財務狀況和債券特征三類控制變量和工夫固定效應，考慮個體固定效應的進一步分析得出類似的結果。

三、城投債隱性擔保責任的變化

研究團隊進一步試探市場對城投債隱性擔保責任主體的認定。假如某市融資平臺出現城投債違約，那么，動用資產進行兜底的政府會是市級政府、省級政府還是中心政府，或是最終無政府兜底？投資者所認定的城投債隱性擔保主體，會伴著相關新聞事件和政策產生變化。我們用工夫固定效應模型研究了2011年4月滇公路違約函事件和2014年10月43號文發布對城投債定價的影響。

（一）2011年滇公路違約函

云南省公路開發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滇公路”）成立于2006年，負責云南省二級以上高等級公路的建設、運營、籌融資和相關產業的經營開發。滇公路注冊資本50億元，在各家銀行的貸款余額近千億元。2011年4月，云南省省級城投平臺滇公路出現銀行貸款違約。

雖然這一事件并非直接的城投債違約，并且事件最終在政府的協調下由企業撤回違約函告終，但事件帶來的投資人對城投債風險認知的潛在影響可能是巨大的。該事件引起了投資者對融資平臺違約風險的普遍擔憂，并最終導致了投資人恐慌情緒的蔓延以及債券市場整體流淌性的下降，促使著投資者開始普遍關注融資平臺所屬地方政府的隱性擔保能力。

實證結果顯示，地級市層面政府隱性債務負擔率與當地城投債利差之間的關系在滇公路違約事件之前并不顯著，而在事件之后則變得顯著。 這一結果意味著在2011年違約事件前，投資人理解的城投債隱性擔保主體很可能是中心政府，因此并不關注發債主體所屬地方政府的債務狀況。而在違約事件后，投資者在城投債定價中開始普遍關注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負擔率的信息。

（二）國務院43號文

2014年10月，《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治理的意見》（下稱“43號文”）對外宣布，明確了設立“借、用、還”相統一的地方政府債務治理機制，要求剝離融資平臺的融資職能，設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融資機制。43號文是對城投公司和地方政府關系的進一步厘清，對投資者關于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負擔在債券定價中的看法產生重要影響。43號文要求根據募投項目現金流覆蓋情景對城投債是否納入地方政府財政預算進行區分。一方面，對于將要納入地方政府預算的債券，其信用風險與地方政府償債能力狀況的聯系必然會增強；另一方面，對于不會納入地方政府預算的債券，雖然這類債券的實際償還將由企業自身經營承擔，但是43號文同時支持政府對城投企業進行優質資產注入，落實償債資金來源，這實際上使得該類債券的信用風險更加受到地方政府狀況的影響。

研究團隊比較在43號文發布前后，地級市信用對城投債利差的影響情景。結果發現，43號文發布后，不同地級市信用利差分化增加，投資者預期市級地方政府對城投債的隱性擔保作用增強。類似地，加入省級政府債務情景的分析顯示，相比之前，在43號文發布之后，該指標對省內各市級城投債利差的影響變得更為顯著，同時當地市政府負債指標依然顯著。綜上所述，市場及投資者認定的市屬城投債的隱性擔保責任主體產生了從中心政府，到市級政府，再到市級加省級政府的變化。

四、總結

本文研究發現，市級政府隱性債務負擔率對于解釋城投債信用利差具有重要作用。

投資者對于隱性擔保主體的看法是在不斷變化的。在城投債市場發展的初期階段，投資者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將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負擔率作為城投債定價的重要考量指標，但在2011年滇公路違約函事件發生后，投資者開始普遍關注市級政府隱性債務負擔情景的影響，而繼2014年10月國務院43號文發布后，市級政府隱性債務負擔率的定價作用更加增強。同時，43號文所鼓勵的政府債務置換措施也使得投資者所預期的隱性擔保主體發生了又一改變：在市場預期地方債務置換后，投資者開始普遍關注省級政府的隱性債務負擔狀況，省級政府與市級政府一起，成為市場預期的城投債的隱性擔保人。

隱性擔保沒有確定的法律約束力，其作為投資者的主觀預期，受市場事件和政府政策影響十分明顯。隱性擔保在給地方政府帶來低成本債務融資的同時，因其擔保主體和擔保強度的不確定性也造成了城投債價格的波動，間接提高了政府融資成本。我國地方政府融資市場從隱性化向顯性化發展，是提高市場定價效率，促進債券市場高質量發展的準確改革方向。

部分上市房企債務暗存“隱秘的角落”

身陷財務危機的泰禾集團近日在回復深交所年報問詢函中，披露了公司最新債務情景：截至7月7日，泰禾集團逾期未還債務金額為270.65億元，占泰禾集團最近一年經審計歸母資產137.38%;同時，2020年年內到期債務為555.11億元。《經濟參考報》記者查閱泰禾集團最近兩年年報數據，該公司2018年、2019年資產負債率連續下調。

記者調研發現，部分以高杠桿撬動規模擴張的上市房企，其權益大幅增加，導致凈負債率升高。這些看似“權益”的背后，疑似存在“明股實債”等財務技法。今年以來，在堅守“房住不炒”底線的背景下，疊加行業下行、疫情影響等多重因素，部分房企的償債能力和現金流持續承壓。

債務規模雙位數增長負債率卻保持穩定

《經濟參考報》記者發現，部分上市房企債務存在“隱秘的角落”，這些企業通過增加權益等財務手法，使負債率呈現下降的“假象”。

記者查閱正榮地產2019年財報發現，截至2019年末，正榮地產負債總額為1381.59億元，較2018年末1169.2億元增加18.17%。但該公司2019年凈負債率為75.2%，相較于2018年的74%僅微增了1.2個百分點。在負債總額和借貸規模不斷增加的同時，該公司的凈負債率依然保持平穩。

負責正榮財務的人士介紹說，這與該公司少數股東權益的“爆發式”增長密不可分。該公司2019年財報顯示，正榮地產少數權益的增加主要源自于合并報表中的39項股權占比較小的合營企業和聯營企業開發的物業。正榮地產在其中的權益占比大部分為13%至35%，僅有三個項目的權益占比接近50%。

業內人士認為，“誰操盤誰并表”的財務方式可能虛增了所有者權益，實則隱藏了負債。根據凈負債率=(有息負債-貨幣資金)/所有者權益，一些房地產企業通過增大分母，升高了凈負債率。

克而瑞研究中央選取的50家典型上市房企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50家典型上市房企的總有息負債規模為46942億元，同比增長16.4%，86%的典型上市房企總有息負債增加。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上市房企的有息負債總量出現“雙位數”增長，但總體負債率卻表現穩定。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2019年滬深上市房企的資產負債率均值同比下降0.2個百分點至68.8%，內地在港上市房企的資產負債率均值僅同比上升0.3個百分點至75.5%。

另據克而瑞研究中央統計，2019年上市房企總權益增長21.67%，高于有息債的增幅。業內人士指出，部分上市房企凈負債率下降主要是因為權益規模增長顯著，高于有息負債的增幅，這一現象值得監管部門警惕。

“房企權益上漲，一方面，來自于2019年房企股權融資的上升;另一方面，伴著房企間合作或收并購行為不斷增多，少數股東的權益規模和占比可能存在重復計算以至虛報，由此導致其權益虛增、凈負債率下降。”一位房企高管示意。

永續債成避債洼地“隱性杠桿”推高風險

今年以來，“房住不炒”依然是樓市調控的主基調，房地產融資環境并未放松。記者發現，在期待融資放松無望的背景下，部分上市房企疑似通過“明股實債”的方式做低負債水平，進而求得更高的評級、更低的融資利率和更暢通的融資渠道。

《經濟參考報》記者注重到，不少有央企背景的房企大幅增加永續債發行。數據顯示，2019年房地產行業發行永續債的規模約470億元，同比增長近三成。其中，在前15強的房企中，招商蛇口、保利地產和華潤置地三家央企的永續債均大幅增長，分別達190億元、156.8億元和100億元，同比增長171.43%、141.23%和100%，三家房企的永續債新增總額接近行業總量的55%。

“假如把永續債計入債務，2019年上市房企的凈負債率將大幅上升。但在實際操作中，多數房企將其統計為權益，因此超半數上市房企的凈負債率實際是上升的。”克而瑞研究中央總經理林波示意。

“永續債雖然在肯定程度上升高了企業的凈負債率，優化了財務報表，但實際上將對房企產生未來的償債壓力。”中國指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瑜認為，伴隨大量債務到期，上市房企的短期償債壓力將持續增大。

華泰證券研報指出，近年來，表外融資成為房地產企業重要的融資方式之一，體現為通過聯營合營企業融資、“明股實債”融資等。表外融資會讓房企債務隱性化，通過優化財務指標，誤導有關部門高估房企償債能力。

易居沃頓PMBA房地產投融資組課題組組長、陽光城執行副總裁吳建斌在“激蕩時期，逐浪未來”易居沃頓房地產實戰經營與商業治理項目課題發布會上透露，銷售規模在1000億元以下尤其是500億元以下的中小房企的凈負債率更高，有的企業實際上已經達到200%以至300%。

“在房地產行業上行階段，負債率高一點沒關系，用融資推動業務發展沒問題。但從2018年開始，行業進入平穩發展的‘橫盤’階段，利潤率呈現下跌趨勢，每年下跌1%左右，目前市場的整體毛利率約25%，中小房企的凈利潤率在7%至8%，一些小企業以至更糟。在‘房住不炒’的調控基調之下，中心對房地產調控政策不會放松，在房地產市場調控持續從緊的情景下，高負債的房企風險就十分大。”吳建斌說。

融資環境持續收緊房企償債能力面臨大考

記者發現，在融資渠道持續收緊、融資成本持續提升的市場環境下，房企又迎來償債高峰期，償債壓力劇增，資金鏈面臨考驗。

房企負債規模上漲明顯加速。根據Wind數據統計，2019年132家A股上市房企負債總額達94861.01億元，較2018年的82263.74億元上漲13.28%。其中，13家企業負債超過2000億元，較2018年增加一家。萬科、綠地控股兩家負債總額均超1萬億元，萬科達14593.5萬億元，綠地為10143.14億元，保利地產負債總額也多達8036.86億元，新城控股達4001.75億元。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上市房企中，恒大、碧桂園也擁有超萬億元負債，恒大中國負債總額18480.4億元，碧桂園負債多達16885.44億元。

從負債率來看，負債率超過85%的達11家。其中五家超過90%，分別是*ST松江負債率94.72%、云南城投負債率93.75%、魯商發展負債率91.62%、京投發展負債率91.05%、中南建設負債率90.77%。

凈負債率方面，更是多達36家房企凈負債率超100%。其中，*ST松江高達827%，云南城投為732.48%，京投發展為710.29%，泛海控股為277.33%，泰禾集團為248.33%。

在負債大幅上漲的同時，房企融資成本也有所上漲。2019年下半年以來，房企平均融資成本上升明顯。2020年，多數上市房企在融資調控繼承收緊、償債高峰到來之際，開始有意控制負債、升高杠桿。

恒大董事局主席許家印在業績會上示意，該公司未來三年將聚焦降負債。有息負債每年平均要下降1500億元，到2022年恒大要把總負債降到4000億元以下。深圳佳兆業治理層也明確示意，2020年的目標是將負債率下降至120%或以下。富力地產聯席主席李思廉示意，今年年內該公司負債率要再下降15%。

由于多元化融資渠道收縮，房企融資成本呈現整體上漲趨勢。據克而瑞研究中央統計，從2019年末50家典型上市房企的融資成本來看，六成公司融資利率上漲，平均成本同比上漲0.33個百分點至7.13%。“2019年境內外融資均有所收緊，融資成本普遍提高。同時，2015年至2017年發行的低成本公司債陸續到期，整體的融資成本水漲船高。”

易居企業集團CEO丁祖昱示意，今年以來，房地產融資規模與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滑，房企的融資壓力持續加大。“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房地產貸款額度和比重是有上限的。若海外債大幅減少，房企的現金流就會捉襟見肘。”

今年4月以來，各大房企海外融資基本停滯。貝殼找房統計顯示，前四個月房企債券融資5010億元，同比下降10%，海外新增債務歸零。受4月單月海外債券發行量減少影響，1至4月海外債券金額較去年同期下降13%，為近十年第三低位。5月、6月雖有所恢復，但元氣已傷。在此背景下，境內股權融資、永續債、資產證券化產品等成為房企補充資金的重要來源。

丁祖昱示意，由于海外債在今年三季度、四季度將面臨兌付高峰。境內股權融資、資產證券化、債權融資等創新產品的占比恐將進一步提升。

雪上加霜的是，下半年房企將迎償債高峰期。“房地產行業處于下行期，為了升高風險，房企加杠桿意愿普遍升高。”林波認為，今年宜高度關注開發商償債能力和現金流狀況，避免房企忽然“休克”。

泰禾方面，針對2020年到期的有息負債，該公司的到期償付能力存在肯定流淌性風險。近期，因流淌性受限和融資渠道變窄，惠譽連續兩次下調泰禾集團評級。

穆迪則將中國房地產業展望調整為負面，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對房地產需求和庫存水平造成壓力，而境外融資環境仍不明朗。“疫情造成的市場震蕩正在加重投資者的避險情緒，這導致境外融資渠道收窄，一些流淌性和信用質量薄弱的開發商正面臨更高的償債風險。”穆迪高級分析師何思嫻示意。

易居沃頓PMBA戰略與組織變革課題組組長、珠江投資集團總裁王晞坦言，房企已出現規模越來越大、利潤越來越少的窘境。“房企現在不是為了盈利而存在，而是需要現金流續命，這是房地產行業面臨的難點。”

城投債暴雷影響哪些上市公司

1、恒大債務危機誘發系統性風險的上市公司。

2、上市公司云南城投在2019至2021年的虧損60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