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中國期貨市場三十年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也是中國期貨市場啟航三十周年，我與期貨市場建設結下了不解之緣，從理論構思到創辦市場，從創辦期貨公司到創辦交易所，從商品交易所到金融交易所，從期貨到銀行再回到期貨，從境內市場轉戰境外市場，有人說，我是期貨市場的探索者、耕耘者、布道者。回首來時路，我想說，我只是有幸遇上了這個時代、遇上了期貨，從而使期貨成為我的DNA，貫穿了我至今幾乎全部的職業生涯，使我有幸完整見證了中國期貨市場的建設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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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論文定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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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過往，可以說，是一篇期貨論文踩準了時代節拍，決定了我的人生發展軌跡。1986年，我在東北財經大學攻讀商業經濟學碩士學位，寫了篇題為《建立和發展我國期貨市場初探》的論文，在中國社科院《財貿經濟》雜志上發表。這是中國學術期刊中可查的第一篇以建設中國期貨市場為主題的論文。這篇論文得到了時任商業部部長劉毅同志的高度重視，也讓劉毅部長對我有了深刻的印象。由此，1987年研究生畢業后，我來到商業部工作，擔任劉毅部長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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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并不知道，那篇關于期貨市場的論文也得到了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干事、市場組主任田源同志的重視，因此我也受到了他的關注。1988年2月1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同志親筆致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總干事馬洪同志，要求組織專門力量研究國外期貨市場制度，解決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問題，保護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馬洪同志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田源，田源隨即組織了國家體改委、商業部等機構的部分同志，成立了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以下簡稱期貨研究小組），田源同志作為發起者，任組長，杜巖、常清、廖英敏、劉俊英等同志都是骨干成員，我也成為其中的研究骨干之一，而我的期貨生涯也從此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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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烤鴨”將上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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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經芝加哥Sidley Austin LLP 律師行合伙人杰夫·哈里森先生介紹，我來到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進行為期四個月的工作研修。中國人第一次在期貨“圣地”芝加哥CME和CBOT兩家期貨交易所接受系統培訓，這在當時的芝加哥成了新聞。他們在報刊上刊登了我在交易池里的大幅照片并報道：一個中國人在CME——看來“北京烤鴨”將上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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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份，我回到北京，開始參與中國期貨市場建設實踐。1990年下半年，商業部成立了全國糧食批發市場管理辦公室，設在中國糧食貿易公司。我擔任辦公室副主任一職，具體負責全國八大糧食批發市場引入期貨機制工作。當時糧價處于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雙軌運行時期，直接開展期貨交易顯然有一定的困難，但可以通過引入期貨機制（譬如保證金制度、標準化合約、競價機制等）建立遠期市場，以改造我們傳統的糧食批發市場。在這樣的思路下，當時國內八大批發市場被納入試點，其中鄭州試點推進速度很快。1990年年底，新中國第一家具有期貨機制的市場——中國鄭州糧食批發市場鳴鑼開市，1993年又成立了鄭州商品交易所。期間我奔赴鄭州十余次，牽頭并執筆起草了中國鄭州糧食批發市場主要交易、結算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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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萬元創辦上海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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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物資部對外經濟合作司田源同志提議，由物資部與商業部合作設立期貨公司。1992年年底，由物資部和商業部直屬企業為主要股東，聯合投資成立中國國際期貨公司（以下簡稱中期）。田源任董事長，盧建任總裁，我和王新政、張新華任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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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春節剛過，我從中期總部領取了一張50萬元支票，單槍匹馬來到上海，開始創辦上海中期。那時創業很艱苦，我帶領公司人員白天從事國內期貨交易，晚上從事國際期貨代理，使公司業務蒸蒸日上，成為中期體系內最大的期貨公司，也是當時國內期貨公司中單體規模最大的期貨公司。1994年、1995年，我又陸續接管了深圳中期、武漢中期、沈陽中期、遼寧中期四家期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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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商品交易所“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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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0月我加入大連商品交易所（以下簡稱大商所）。那時我國的期貨市場剛經過第一輪清理整頓，全國仍有15家期貨交易所，但由于整個市場自律管理體系尚未建立，規則體系不完善，風險事件頻發，第二次清理整頓迫在眉睫。在此情況下，大商所面臨著是否能保留下來的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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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生存和發展，當時一些交易所將目光盯在交易量上，而忽視市場風險的防控，風險事件頻發，臨時通知滿天飛。美國期貨市場的發展經驗告訴我，期貨市場源于套期保值的需求，期貨市場是管理風險而不是制造風險的市場，風險防范是期貨市場的生命線。大商所地處東北一隅，東北是玉米、大豆的主產地、大糧倉，大連是東北糧食外運的中樞，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和發展期貨市場，我們要時刻不忘市場建立的初衷，要基于地區實體經濟的基礎，發揮期貨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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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思路下，大商所耐住了寂寞，專心于“做事”而不是“做市”，保持了市場平穩運行和期貨功能的正常發揮，取得了保衛戰的最終勝利，成為僅存的三家期貨交易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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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封信和一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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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們更加深入地走進產業，從“三農”服務切入，開啟了一系列的產業服務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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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國際國內大豆期貨價格啟動了一波快速上漲行情，大豆期貨價格很快由每斤1.05元左右漲至1.25元以上，創出10年來的新高。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慶節一過，我來到黑龍江，走進田間地頭開展調研。那時東北農民已經開秤賣豆，但調研時發現，很多豆農還在根據去年秋天和當時周邊商販的收購價，以每斤1.05元甚至更低價格出售。看在眼里，急在心頭，10月9日，我給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宋法棠寫了一封“關于確保種豆農民增收的緊急建議”的信，提出希望引導農民把握這次行情，把手中的大豆賣出好價錢。在宋法棠的批示下，黑龍江電視臺等媒體連續播報國際國內大豆價格情況，產區大豆收購價格迅速與銷區價格對接，持續上調，切實保護了豆農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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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在國際、國內大豆價格達到十五年來新高之際，我借在北京參加“兩會”的機會給國務院領導寫了封建議信，呼吁引導東北豆農利用期貨市場先賣后種，在擴種大豆的同時利用期市避險，促進農民增收。當時溫家寶總理和黃菊、回良玉副總理均做出重要批示，黑龍江地區的一些企業開始積極與農民尋求合作，引導農民提前在期貨市場賣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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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的信息服務和2004年“先賣后種”兩次有效嘗試下2005年，我和大商所人又開始了一個更為宏大的計劃——開展“千村萬戶市場服務工程”，引導廣大農民利用現代市場機制指導生產經營，為當地糧食產業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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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中金所，四年才開業的“豬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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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正式成立，我被委任為黨委書記、總經理。建立初期，證監會領導給我的指示是：抓緊籌備，爭取半年準備好，最多不能超過一年。可是，事與愿違，等開業的指令一等就是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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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漫長的一千多個日夜里，我和中金所的同仁們并不是被動地在“賦閑”。一方面，我帶領著隊伍開展了仿真交易；與此同時，組織了轟轟烈烈的投資者教育活動預熱市場；此外，還組織大批員工到期貨公司業務一線鍛煉，打破交易所與期貨公司之間的“楚河漢界”，使員工直接接觸客戶、了解客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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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酬勤，漫長的四年過去了，2010年4月，我們把握住時間窗口，順利推出了滬深300股指期貨，清理整頓后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金融期貨揚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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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發、下南洋 創辦新加坡亞太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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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交易所是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是金融中心標志性機構，如果中國資本走出國門在新加坡投資設立交易所，其意義不亞于在東南亞修建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由此，在“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節點-新加坡，建設一家開放的衍生品交易所的愿望在我腦海中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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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近兩年艱苦而曲折的籌備工作，新加坡亞太交易所終于在2018年5月25日鳴鑼開市，第一個品種——精煉棕櫚(4616, -8.00, -0.17%)油期貨合約平穩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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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企業和中國資本第一次走出國門創辦衍生品交易所。我們給交易所確立的使命是打造大宗商品亞洲價格基準，而且我們堅信我們的愿望一定能夠實現。未來條件成熟后，亞太交易所部分品種將直接采用人民幣計價，以離岸方式服務在岸市場，從而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服務國家戰略作出自己的貢獻！（摘自《當代中國期貨市場口述史》）

來源：818期貨學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