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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時報記者 譚琪欣） “一片都是黑暗，看不到光明。” 粵西地區一家民營醫院的副院長林生（化名）說，他算了一筆賬，2020年以來，醫院的營收減少約六百萬元。

社會辦醫的風口仍在，“支持社會辦醫”被明確寫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然而，林生告訴記者，醫生資源的流失、醫保資金的結算等都是橫亙在民營醫院前進路上的巨石。

“民營醫院已經實現多年持續放量增長，但是，“量”與“質”出現失衡，其提供的服務量不到20%。在政策和市場推動下，民營醫院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大浪淘沙的進程” ，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分會常務副會長趙淳告訴健康時報記者。

圖文無關，資料圖片。呂誠攝。

憧憬：趕上了好時候，民營醫院數量增至6240家

林生還記得十二年前自己剛接手這家民營醫院時的憧憬。

“社會辦醫的口號越來越響，并且我這人天生有一股闖勁，機會擺在那里，市場也開門了，那時候我才不到四十歲，誰知道前方是不是一片光明？”林生說。

林生告訴記者，其所在的民營醫院前身是某公司設立的企業職工醫院，1996年由當地衛生局確認為二級綜合醫院，2002年改制成民辦非營利性醫院。2008年醫院主要股東和管理團隊通過競拍成為另一較大醫院控股者，其骨干力量幾乎全部移走，留下的大部分為后勤人員和部分醫技人員，同時，原址又被拆遷，成為真正的空殼醫院。

同年，重壓之下，時為一小型口腔醫院負責人的林生等人，以協議價350萬元，接過該醫院經營管理權，并承租一新址運行。

正如林生所說，自己“趕上了好時候”。他接手醫院不到半年，國家新一輪醫療體制改革正式啟動，“多元辦醫”成為日后屢被提及的詞匯；緊接著，2010年，《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意見》出臺，明確提出要“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

市場撕開了一個小口，此后，社會資本源源不斷涌入社會辦醫領域，民營醫院進入“量變”時期，根據原衛計委官方網站數據，就在這一年，民營醫院數量迅速增長至6240家，在全國醫院總數中占比30.75%。

為了補齊醫護人員欠缺的短板，林生瞄準了基層衛生院，通過高薪招攬人才，同時在當地相關部門的支持下，跟公立醫院建立合作，引導醫師以多點執業的方式流動到民營醫院，撐起了綜合科室建設。

據林生回憶，到2014年，他所在的民營醫院職工由原來的100多人增至796人，床位由103張增至580張，年收入由1500萬元增至近1億元。2015年，在與廣州某大型三甲醫院簽訂幫扶合作協議后，該院收購了當地一家綜合二級醫院和兩所門診部。

雖然體量上跟當地的大型公立醫院還是不能相比，但是原先小企業職工醫院的影子不再。在林生看來，自己帶起來的醫院已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只用了6年時間，科室建設囊括了醫療、預防、急救、康復、體檢，我們跟有財政當后盾的公立醫院不一樣，單槍匹馬能走到這一步，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都有。”林生說。

危機：讓醫院“站”起來花了六年，但從巔峰到下落不到兩年

跨出了一大步的民營醫院并未停住腳步。

為了適應發展需要，2015年，林生通過多方籌集資金，用時價6000多萬元購置了閑置多年的建筑面積2.5萬平方米的爛尾樓和10棟單體別墅，投入大量資金裝潢、購買醫療器械，甚至預訂了一臺PET-CT新型影像設備。

“當時籌集資金不是很難的事，醫院那兩年做起來了，很多老板都愿意投資。”林生回憶道。

然而，直到2017年初醫院整體搬入新大樓時才發現，該爛尾樓因幾經轉手，許多軟件資料丟失，消防不能通過驗收，房產證不能辦理，銀行不能作抵押貸款，林生只能被迫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方法，繼續籌資，“雪球”越滾越大。

到2017年8月，雖然醫院當時業務收入已經過億，但是負債率卻超過100%，無力支付借款利息，拖欠職工工資、社會保險等各種費用達3個多月，醫院瀕臨倒閉，醫院職工走的走，罷工的罷工。

“讓醫院站起來花了六年，但是從巔峰到下落，用不到兩年”，說到這里，林生只能感嘆：“一切太快了”。走投無路的林生向初初伸出橄欖枝的當地政府求助。此時，又一推動社會辦醫的關鍵文件-《關于促進社會辦醫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17年44號文）出臺，在進一步放寬準入以及拓寬投融資渠道等方面再次為民營醫院注入強心劑，明確提出“將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社會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納入政府補助范圍，在臨床重點專科建設、人才培養等方面，執行與公立醫療機構同等補助政策”。

政策推動下，當地政府反應迅速，成立工作組進駐醫院，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拉了在懸崖邊緣的林生一把。

但即便如此， 2018年醫院再次完成重組，恢復正常運營時，醫院科室骨干已經走得七零八落，令他至今不能釋懷的是，一手培養起來的骨科主任跳槽到了當地的一家骨科專科民營醫院。

林生用“險境逢生”形容自己和醫院的命運，對林生來說，這時圖謀轉型發展已心有余而力不足。

停擺：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熬下去

醫院就此停止了擴張的野心，但政策鼓勵社會辦醫的力度并未回縮。

2019年，全國民營醫院數量創新高，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數據，民營醫院有22424 家，占比高達64.7%，但與此同時，民營醫院門診服務量僅5.7萬，為公立醫院門診服務量的17.4%左右。

林生告訴記者，當前我國大部分地區醫保支付實行總額預算制，即“總額預算、超支分擔”。具體操作上，醫保部門一般按月、按相應標準將醫保資金撥付給醫院；對于超支的部分，醫保部門與醫院按照一定的比例實行風險共擔制，進行年度清算。但是，醫院與患者往往實行的是實時結算制，即根據醫保報銷規定，醫院按照實際住院費用的相應比例將醫保資金墊付給患者。

“醫保是醫院生命的源泉之一，但我們每月收到得醫保資金都是相對有限的，光景好的時候，醫院能夠自己實現10-20%的盈利，支持醫院發展，但光景不好的時候，醫院向患者墊付的醫保資金規模并不小，醫保如果沒能按時結算，醫院很難支撐下去。”林生說。

2020新冠疫情使得本就緊張的民營醫院資金鏈變得愈發脆弱，雖然年終考核后醫保中心會對超出定額的部分與醫院進行共同分擔，但對于已經經營受困的民營醫院來說，連即將到來的年終也變得遙遠起來。

在趙淳看來，縈繞林生心頭的問題并非典型問題，他跟隨這一行業沉浮近20年，眼看每年都有上千所新的民營醫院冒出來，又有一些民營醫院消失，“民營醫療機構的發展是大浪淘沙的過程，你方唱罷我登場，疫情只是加快了這個過程而已。擁有10年以上歷史的民營醫院，或許能夠在2020年的各方壓力下幸免，但更多處于初期的中小型民營醫院，將經歷嚴峻考驗。

“2萬多家民營醫療機構，大部分都是小舢板，醫療服務能力低直接導致抗風險能力低，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失去病源，熱錢很容易冷卻，就只能倒閉了。” 趙淳說。

2019年6月10日，國家衛健委牽頭十部委聯合發布通知，印發《關于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范發展意見》（（2019）42號），此次參與制定《意見》的其他部委包括發改委、科技部、人社部、財政部、醫保局等等，為近十年來頒發的促進社會辦醫的國字號文件中，參與部委最多者，此次《意見》主體包含六部分內容，最受關注者涉及市場準入、審批、人才流動、醫保接入、稅收優惠等幾部分。

在趙淳看來，（2019）42號堪稱促進社會辦醫的大文件，“社會辦醫從最初的拾遺補缺，到后來的重要補充，再到目前躍升為我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過，資本的冒進和服務的同質化為大部分民營醫院的脆弱性埋下了禍根，趙淳透露，通常來說，國內民營醫院的利潤率在10%~20%之間，如果運營不佳，這個數據就只有個位數，甚至出現虧損，對于300張床位以上的二級以上醫院而言，5-8年只是持平，回本周期的起點，有的會長達10年，但又有多少資本等得了那么長時間。

廣東省醫保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國情的大背景下，醫保資金向公立醫療服務機構傾斜、實行醫保控費是長期以來的政策導向，特別是在醫保資金相對緊張的時期，醫保部門在對民營醫院撥付醫保資金的問題上必須保持謹慎，比如嚴格控制總額預算、防范過度醫療和欺詐騙保行為等，“但在這十年中，可以說應該給（民營醫院）的政策都給了，只是政策落地的過程可能不如預期。”

趙淳呼吁，參照中小企業，尤其科技型企業的一些扶持政策，對民營醫療機構也給予房租減免、稅收減免，還要優化融資環境，拓寬融資渠道，譬如貸款抵押，建立醫療機構擔保基金和地方性醫療機構融資平臺等。但他也認為，這些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肯定有一部分民營醫療機構要“離開”：未來“活”得好的民營醫院，更需要一技之長來支撐，民營醫院一定要提升自己的醫療質量，在核心競爭力上有所突破。打鐵還需自身硬，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怎么活下去還得靠自己”。

“多元辦醫”的趨勢仍在繼續，未來民營醫院還會出現不同的新面孔，社會資本對于民營醫院，甚至是醫療環境的變革思考不會停歇。

但對于個體而言，“已經不知道能不能熬下去。”林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