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增長理論解析（新經濟增長理論觀點及意義分析）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呈現出新的特點，中國也進入新常態。如何應對新常態，并對中國經濟增長做進一步的分析和猜測，這是中國經濟學者的重要使命。

一、新增長理論的貢獻

以盧卡斯、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拋棄了新古典增長模型中關于技術外生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假設，采用收益遞增的假設設立模型。由于產品多樣化（新知識）或產品質量提高可以導致收益遞增，一些國家可能增長更快。盧卡斯強調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要害作用，并引入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這種外部效應的存在意味著一個工人的消費率越高，他周圍的人將越智慧，這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解釋。盧卡斯和羅默等人在經濟增長理論方面的研究使得經濟增長理論在經過20 年的沉寂后得以復興。由于他們采用的新分析框架引入了技術創新的因素，得出了更加合理的結論，并使增長理論更好地與發展經濟學融合起來。因而瑞典皇家科學院將201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羅默，以表彰其在經濟增長研究中的貢獻。

二、新增長理論存在的問題

新增長理論也存在一些問題：①各自所采用的消費函數的形式結構需要更充分的理論論證；②把中間投入的數量、種類、質量引入消費函數，而假設資本或勞動力等因素不變，雖然是一種新的思維，但現實上資本或勞動力等因素一直在變化；③制度的因素沒有納入定量分析中；④已有的實證研究表明，新增長理論雖在思想上有重要創新，但由于假設過多，引入了不輕易測算的變量（如中間投入的種類、質量等），因而研究結論不能很好地貼合經濟實際。

三、共協理論 的貢獻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劉建華和姜照華所著的《經濟增長的國際比較：共協理論辦法》一書，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研究和發展。

（1）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共協理論框架及建模辦法。

從科技、人力資本與投資共協的角度研究經濟增長，把海內消費總值分解為勞動報酬、資本收益、共協利益，設立新的經濟增長模型和建模辦法。并在新的經濟增長模型基礎上推導出內生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給出均衡時的基本特點。

（2）在模型中包容了決定經濟增長的各個直接因素。

新的經濟增長模型和數據包絡分析辦法，不僅解決了勞動力、人力資本、固定資本（固定資本存量和固定資產投資）、科技、制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測算問題，而且可以測算出經濟環境外部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以往的增長理論大多偏重于某個或少數直接因素。

（3）測算消費要素資源的配置效率，由此設立起制度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測算公式。

基于“制度創新對經濟增長的最基本、最實質的作用是提高消費要素資源的配置效率”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采用數據包絡分析辦法測算制度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這是一項國際上的重要突破，目前國際上尚沒有適用的制度創新測算辦法。

（4）若干國家經濟增長模型構建與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分析。

在共協理論框架內，構建了中國、美國、英國、韓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新西蘭、意大利、愛爾蘭、瑞典、芬蘭這15 個國家的數十年的經濟增長實證模型（附錄），并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因素進行分析。定量分析的結果符合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實際，從而驗證了此書所建構的共協理論與辦法的準確性。

學者們以新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DSGE 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依舊存在如經濟增長模型落后，模型組中缺乏創新驅動因素和結構轉變因素等問題。此書把經濟增長的共協理論、創新驅動理論、結構改革理論和有關的金融財政理論、收入分配理論、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理論等結合起來，構建經濟增長的DSGE模型體系，構建整體的預期目標函數（效用函數），并把貝葉斯辦法（后驗均值）和計量經濟學辦法（先驗值）等結合起來估計參數，進行模仿仿真和政策試驗，把DSGE 研究推向了新階段。

（5）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創新驅動與結構改革的優化分析。

改革開放40 多年，中國創造了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奇跡，對此，此書從結構性改革—創新驅動的視角進行DSGE 解釋和分析，并歸納出中國雙軌制的漸進的結構改革和不斷增強的創新驅動能力的分析框架。分析表明：1953～1976 年，中國經濟屬于依賴勞動者-積累物質資本型的增長方式；1977～2000 年，固定資本存量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4%，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貢獻率為15.9%，這兩項合計為66.3%，資本的增長成為第一推動力；2001～2017 年固定資本存量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貢獻率合計為58.2%，科技進步、人力資本、制度創新這三者的貢獻率合計為33.3%，為投資驅動模式。

此書對中國高質量發展中的升高杠桿率（負債/GDP）、抑制產能過剩、建設科技強國、加快發展新興產業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刻的研究，有許多新的見解。從此書理論基礎、設立的經濟增長模型和對15 個國家的實證測算結果來看，共協理論既不傾向于資本決定論也不傾向于創新決定論，而傾向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科技、制度、勞動力及經濟環境外部性共同決定經濟增長。當然，不同時代、不同國家，這些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是不同的。例如，美國自從1982年以來，技術創新（科技進步）、人力資本創新（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及制度創新這三者的貢獻率之和超過60%，因而屬于創新驅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期，如何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供應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質量發展為根本方向，充分施展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勞動力、科技、制度以及經濟環境外部性在經濟增長中的協同作用，提高制度創新、結構轉變、創新驅動和新的營商環境的推動作用，此書提供了許多有重要價值的決策依據和實踐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