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8什么意思？1488諧音什么意思

1488什么意思呢？這個數字代表的是一個人的華誕，也就是我們常說的“1314”。在中國傳統文化中，“1314”象征著長長久久，是一個十分吉利的數字。，對于許多人來說，這個數字可能有點難以接受，究竟在大家的印象中，“1314”這個數字是“死”的意思，所以許多人不愿意用這個個數字作為自己的華誕。

一：1488什么意思

尹吉男

《杏園雅集圖》是明代宮廷畫家謝環繪制于1437年的重要作品，對正統二年三月一日在楊榮的私家花園“杏園雅集”活動做了圖像表現。雅集活動與圖像觸及當時在職的九位朝廷文官，其中包括諸如楊士奇、楊榮、楊溥、王直、王英等朝廷重臣。

澎湃新聞獲悉，《杏園雅集圖》目前正在遼寧省博物館“人·境——古代文人的園中雅趣”中對外展出。據遼博介紹，這是這幅經典佳作近20年來的首次外借出展。本文對繪畫對象中的人物背景進行梳理，發現這些人物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所謂“館閣諸公”，具有很濃的地域政治特性。

引言

15世紀的明代畫家謝環（1377—1452）的《杏園雅集圖》觸及到歷史、圖像、文學的三重關系。以鎮江博物館珍藏的《杏園雅集圖》為例，明代朝廷重臣楊士奇（1366—1444）的《杏園雅集序》和楊榮（1371—1440）的《杏園雅集圖后序》是歷史，而《杏園雅集圖》既是與“歷史”相關的圖像，同時又是與“藝術”相關的圖像，而那些與圖像并存的九位文臣的詩文則是文學。當然《杏園雅集圖》的圖文的背后經常被想象成一個“歷史本身”的存在。

實際上，即便沒有《杏園雅集圖》及其摹本傳世，作為歷史研究，仍舊可以從楊士奇《東里續集》和楊榮《文敏集》的相關文本確證“杏園雅集”這一事件的歷史存在。但這是歷史學意義的研究，而不是藝術史意義的研究。對“杏園雅集”這一事件至今并沒有產生歷史學意義的研究。作為歷史主線的“杏園雅集”和作為美術史主線的《杏園雅集圖》的研究也許會有重合，但不能彼此替代。由于“杏園雅集”這一事件的實在存在，《杏園雅集圖》的內容依托是“實在”而不是想象，這與爭論不休的《西園雅集圖》的情景好像有所不同。

首先說明一下，本篇論文是關于明代謝環的《杏園雅集圖》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最初的研究目的是要討論“杏園雅集”的概念和《杏園雅集圖》作為文本和圖像在歷史工夫中的生成過程和轉化過程，也想把思索范圍擴大到整個東亞的文化空間里。這是一個復雜的研究。以楊士奇為首的九位文官在1437年創造了“杏園雅集”這一概念，謝環消費了同一概念的圖像。“杏園雅集”的概念可以單獨通過文學系統在傳播，而手繪本的《杏園雅集圖》卷在珍藏系統中傳播，版畫本的《杏園雅集圖》，如許論（1487—1559）的《二園集》（即《杏園雅集圖》和《竹園壽集圖》，1560年代印制）在更為廣泛的印刷出版系統和閱讀系統中傳播。

這是明朝九位文官和一位畫家（當時的職位是武官）的文字和圖像的生成歷史。但這一方式始終在圖像和文字的閱讀中復制和轉化。1477年倪岳（1444—1501）和李東陽（1447—1516）同時觀看了《杏園雅集圖》卷，倪岳在此時搞了一次“翰林同年會”，并請了畫家高司訓畫了《翰林同年會圖》，他寫了《翰林同年會圖記》；李東陽在1503年搞了“十同年會”，并請畫家畫了《十同年圖》卷。1499年戶部尚書周經（1440—1510）舉辦了“竹園壽集”，參加的文官有吳寬（1435—1504）、許進（1437—1510）等14人，請宮廷畫家畫了《竹園壽集圖》卷。吳寬曾經見過《杏園雅集圖》，在1503年參加了“五同會”，吳寬寫有《五同會序》。參加過“竹園壽集”的許進，他的兒子許論在1550年在太原見到一幅《杏園雅集圖》，1560年代把自己珍藏的《竹園壽集圖》和《杏園雅集圖》刻成版畫出版。翁方綱（1733—1818）在1791年見到初彭齡（？—1825）珍藏的《杏園雅集圖》卷（現在珍藏于鎮江博物館），他為此寫了很長的題跋。與謝環相識的倪謙（1414—1479），也就是仿照杏園雅集做了“翰林同年會”的倪岳的爸爸，在1449年代表明帝國出使過李氏朝鮮王國，與李朝的文官有詩文唱和活動。后來，張寧（1426—1496）在1459年出使過朝鮮，和李朝文官同樣有詩歌往還。倪謙和張寧都是對謝環有一些了解的文官，不知他們與朝鮮文官的交往中是否也會把“杏園雅集”的信息傳遞過去？當然，那是另一個研究。

一、杏園雅集圖的傳本與模式

（一）

本文僅限于手繪本的《杏園雅集圖》（今藏江蘇省鎮江博物館)和許論的《二園集》中的版畫本《杏園雅集圖》（今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討論。因為他們有一致的圖像模式。這種圖像模式在歷史傳承過程中一再產生影響。從臺灣學者吳誦芬的研究中可以認定這是謝環的原作的圖像模式，我基本同意這樣的看法。這個圖像和文本的基本模式已經充足讓我們進行美術史的研究。

圖一：明 謝環《杏園雅集圖》引首 鎮江市博物館藏

手繪本的《杏園雅集圖》的引首“杏園雅集”這四個大字為許論的版畫本的《二園圖》所沒有〔圖一〕。這是強調活動的地點和性質。地點在楊榮位于北京東城的家中，性質是文人聚會。從楊士奇所寫的《杏園雅集序》中也可以看出他更重視“雅集”這個活動，而不是圖像。楊榮（1371—1440）所寫的是《杏園雅集圖后序》，強調的是圖像和圖像中的現實，幾乎相稱于圖像的著錄。雅集的工夫是1437年的三月一日。正值杏花開放的季節，這一天是文官大臣的休息日。除了畫家謝環（身份為武官）之外，文官一共是9人。不能不認為以楊士奇（1366—1444）為首的文官是在刻意模擬唐朝白居易（772—846）“香山九老會”。這是一幅什么性質的圖像？娛樂還是政治？換句話說，它想讓觀看者得到什么印象？

（二）

晚清廣東文學家黃玉階(1803—1844)曾珍藏一幅《明賢詩社圖》卷，請活動于北京宣南坊的歸安人蔡紹書（生卒年不詳）寫題跋。圖中有二十四位人物。蔡紹書說此圖已經過錢塘陳文述(1771—1843)的考證，認為是兩幅畫連裱在一起，造成一幅畫的錯覺。一組人物活動在明代永樂（1403—1424）、洪熙（1425）、宣德（1426—1435）時代，另一組人物活動于天順（1457—1464）、成化（1465—1487）和弘治（1488—1505）時代。“前十人皆章服，后十余人皆便服，不可解。”蔡紹書的回答是：“兩圖非一時所作，故圖中服飾亦有異也。”蔡紹書自稱是陳文述的“同年”（但陳文述并未中過進士，或許是鄉試的“同年”。），陳文述的題跋的工夫是“道光己亥六月十日”，蔡紹書的題跋的工夫是“己亥七夕前二日”，道光己亥即道光十九年（1839）。距謝環（1377—1452）創作的《杏園雅集圖》卷的工夫正統二年（1437）正好是402年！

實際上，“前十人皆章服” 的白描本《明賢詩社圖》卷的前半段正是《杏園雅集圖》，而后半段是《竹園壽集圖》。據題跋得知，此圖為清朝康熙時代的文官兼帖學書法大家陳奕禧（1648—1709）的舊藏，得之于安邑（今山西省運城市安邑鎮）。陳奕禧于“癸酉十月”將此圖重新裝池，這個白描本有“小司農”“臣喜六謙”“侍女新沽”“昨夜香燕”和“南家藏”印五方，應當是陳奕禧的珍藏印鑒。陳文述認為這個“癸酉”即是乾隆十八年（1753），這是他在推算上的錯誤，此時陳奕禧已經過世43年了。因此陳奕禧裝池此圖的工夫是康熙三十二年那個“癸酉”即1693年。

這幅被合裱的《杏園雅集圖》是“紙本，白描。今尺高八寸，闊一丈三尺四寸。”換算為今天通行的尺幅為縱26.66厘米，橫303.33厘米。人物有題榜，分別是1、“謝君廷循”2、“泰和陳公循”3、“安成李公時勉”4、“吉水周公述”5、“泰和王公直”6、“廬陵楊公士奇”7、“建安楊公榮”8、“金溪王公英”9、注明“原缺”10、“文江錢公習禮”。這正是前述許論（1487—1559）的《二園集》中《杏園雅集圖》的圖像模式〔圖二〕。《二園集》今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圖二：明 《二園集》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圖二：明 《二園集》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所謂《明賢詩社圖》卷的題跋者都是黃玉階（蓉石）的朋友，依次是陳文述、蔡紹書、戴熙(1801—1860)、梁廷柟(1796—1861)、陳灃（1810—1882）、陳作舟（1788—？）、陳其錕（生卒年不詳，活動于嘉慶、道光間）。以上除陳文述和戴熙是杭州人，蔡紹書是歸安縣（今浙江湖州市南潯區）人，其余都是廣東人。梁廷柟和陳灃都是學者。可以認為，從康熙時代的陳奕禧到道光時代的陳其錕，都辨認不出所謂的《明賢詩社圖》卷的前半段就是赫赫出名的《杏園雅集圖》卷。但在這個閱讀系統中沒有一個人辨認出這個圖像模式源于明代宮廷畫家謝環的《杏園雅集圖》。至少，來自浙江和廣東的學者和藝術家都沒有相關的知識。盡管他們已經區別出兩組人物屬于不同時代，有可能是兩幅畫，但還是沒有得到同是清代的翁方綱那樣的進展。

黃玉階珍藏的白描本《杏園雅集圖》原件（題為《明賢詩社圖》）今天已不知所終，但這幅畫著錄于方睿頤(1815—1889) 屬其幕友湯敦之、許叔平仿高士奇（1645—1704）《江村銷夏錄》例而匯編成的《夢園書畫錄》中。

（三）

而活動于清代乾隆（1736—1795）嘉慶（1796—1820）時代的翁方綱（1733—1818）要比康熙時代（1662—1722）的陳奕禧和道光時代（1821—1850）的黃玉階及其朋友們幸運，他在1791年見到了初彭齡（？—1825）珍藏的《杏園雅集圖》卷（今藏鎮江博物館，簡稱鎮江本），為此寫了很長的題跋。這幅畫的引首有“杏園雅集”四個大字，由其指引，很輕易想到明代黃佐（1490—1566）在《翰林記》一書中所提到的“杏園雅集”：

正統二年三月，館閣諸人過楊榮所居杏園燕集，賦詩成卷，楊士竒序之，且繪為圖，題曰：“杏園雅集”。預者三楊、二王、錢習禮、李時勉、周述、陳循與錦衣千戶謝庭循也。榮復題其后。人藏一本，亦洛社之余韻云。

實際上，鎮江本提供了全部的詩文題跋。作為博學的翁方綱很快就能想起明末清初的黃宗羲（1610—1695）所編的聞名的《明文海》卷三百十四所收的楊榮的文章《杏園雅集圖后序》和同書卷三百十四所收李東陽的文章《書杏園雅集圖巻后》。同樣在程敏正（1446—1499）編的《皇明文衡》卷四十三上也收了楊榮的《杏園雅集圖后序》。當然他也可以在由楊士奇子孫刊刻的《東里續集》上找到楊士奇的《杏園雅集序》（翁方綱在長跋里提到了楊士奇的《東里集》和王直的《抑庵集》，應當是《東里續集》）。這些材料足以讓翁方綱在乾隆五十六年（1792）寫出一個以考據見長的題跋。

臺灣的學者吳誦芬曾經寫過三篇論文討論《杏園雅集圖》，她說：“目前，流傳在世的《杏園雅集圖》共有鎮江博物館本、翁萬戈本以及《二園集》版畫等三個版本。”翁方綱在初彭齡（？－1825）家里見到的、現藏于江蘇省鎮江市博物館的《杏園雅集圖》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珍藏的《二園集》版畫繪皆有十位人物，現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翁萬戈本《杏園雅集圖》繪有九位人物，獨缺畫家謝環本人。《二園集》版畫形式的《杏園雅集圖》與鎮江本的《杏園雅集圖》除了服飾有差別外，形式高度一致。而黃玉階珍藏的白描本《杏園雅集圖》正是版畫本《二園集》中的《杏園雅集圖》的模式。

從圖像概念史的角度來看，翁方綱有力地建構了今人對《杏園雅集圖》的基本理解，而且還在延續。關于鎮江本的《杏園雅集圖》〔圖三〕，翁方綱確定了以下幾個概念：

1.杏園雅集活動歷史地存在過。

2.這個活動有圖傳世。

3.圖的

4.雅集是由園主人楊榮召集的。

5杏園的地址不詳，翁方綱未能考據出來，只能確定在東城。

6.楊士奇、王直、錢習禮、王英都居住在距長安門西邊約五六里的西城。

7.此《杏園雅集圖》為真跡無疑，曾在楊榮的后人中傳承。

8.翁方綱未能考證出謝環的生平。

可以一定成書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佩文齋書畫譜》上有謝環的簡略傳記，翁方綱應當沒有看到。這個簡略傳記分別引自《東里續集》和《畫史會要》。而五卷本的《畫史會要》是明末朱謀垔編著的，成書于崇禎四年（1631），仿陶宗儀《書史會要》體例而著，《畫史會要》稱：“謝環，字廷循，永嘉人。山水宗荊浩、關仝、米芾。東里楊少師稱其清謹有文，是以見重于當時。有《玉笥山圖》傳世。”由此看來，翁方綱也沒有看到明刊本《畫史會要》。

圖三：明 謝環《杏園雅集圖》 鎮江市博物館藏

圖三：明 謝環《杏園雅集圖》 鎮江市博物館藏

圖三：明 謝環《杏園雅集圖》 鎮江市博物館藏

圖三：明 謝環《杏園雅集圖》 鎮江市博物館藏

版畫本《杏園雅集圖》的原本據吳誦芬推測可能是陳循后人的藏品，這個推測或許可以成立。萬歷時代陳循的后人、做過貴州銅仁知府的陳以躍給陳循編《芳州集》，在《刻先公遺集小引乞言》中說：“先公平日詩文甚多，今所梓者，收之散逸之后，僅什一耳。”陳循在英宗復辟時被廷杖后發配到東北鐵嶺，家道敗落。

翁萬戈本的《杏園雅集圖》模式在清朝嘉慶十年（1805）被閱讀，浙江烏程人張鑒（1768—1850）在《冬青館乙集》中寫有《明錦衣千戶謝廷循畫杏園雅集圖記》，據吳誦芬的研究認定張鑒所看到的是翁氏本的“可能性較大”。此后就是光緒十四年（1888）翁同龢見過這個模式。翁萬戈本的《杏園雅集圖》中無謝環，這與楊榮和謝環的描述不符。可以認為，繪有十人的《杏園雅集圖》應當是“原本”的模式。這與楊榮的記述相一致。因此，繪有九人的翁萬戈本的《杏園雅集圖》與此不符，故不在此討論。

版畫本的模式在康熙、道光時代被閱讀，白描本（《明賢詩社圖》）的卷軸畫也在延續這個模式。假如套用道光時代陳文述所說的人數和“章服”“便服”的說法可以將《杏園雅集圖》的2種圖像模式歸納如下［表一］：

表一：諸本《杏園雅集圖》信息比較

在梳理了《杏園雅集圖》的兩種模式之后，我們要對該圖的同一性模式進行解讀。也就是說，鎮江本《杏園雅集圖》和版畫本《杏園雅集圖》以及見于著錄的白描本的《杏園雅集圖》（《明賢詩社圖》前半段）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他們之間最大的差別在“章服”“便服”上，鎮江本和后兩者的區別在于人名題榜的有無上。依照楊榮文章所說“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發交映。”所以版畫本《杏園雅集圖》更接近原作模式。鎮江本《杏園雅集圖》除便服外其余部分更接近原作的設色。翁氏本離原本的模式最遠，以至沒有緊密的關聯。因此，要將版畫本和鎮江本的兩個模式綜合起來討論假想中的謝環的《杏園雅集圖》才輕易入手解決將要觸及的問題。用兩類臨摹本呈現原作本身的含義。

二、《杏園雅集圖》與“江西文官集團”

（一）

必須指出，《杏園雅集圖》本身是圖像而非歷史。所呈現的景色并非紀實攝影，實際的雅集場景要轉化到傳統書畫的長卷形式中。因此，它是卷軸的圖像表達。實在的雅集場景不會一字排開，形成一幅從右至左張開的長長的狹地。立體空間被調整在橫幅的平面的畫幅中，畫面有如電影長鏡頭的延伸和張開。讓觀者置于“游觀”的狀態，讓視覺和頭腦透過平面修復成原本的立體空間。長卷即是一個舞臺，人物如同演員。戲劇性的效果洋溢在畫面中。

畫中的羅漢床、桌椅，包括香具、茶具、酒具、文具等物品應當是事先布置好的，這些物品并不適于長期陳放在露天的室外，應當是從室內移到室外的，亦可理解為繪畫的要求使然。最合適長期放置室外的多是石頭材質的物品，如石桌石椅。在室內的器具擺放在室外，雅集的莊嚴性和戲劇感同時呈現。

室外的植物、動物、流水、石屏、小橋等物象具有私家花園的特色。拋開人物服飾，單看這些元素并不能確定主人是隱士還是官員。滿園的“章服”文官就頓時確定了花園的性質〔圖四〕。

圖四：鎮江本《杏園雅集圖》（局部） 陳設場景 鎮江博物館藏

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考察，楊榮的杏園畢竟地處北京的何處？翁方綱考出大致的方位，在北京東城。楊榮被稱為“東楊”，天然居于東城。翁方綱說：“卷內有‘東城地佳麗’之句，則建安楊公杏園當在城之東隅。”清代的孫承澤所寫的《春明夢余錄》中說：“楊文敏（楊榮）杏園：文敏隨駕北來，賜第王府街，值杏第旁，久之成林。”王府街的詳細位置，晚清的學者朱一新在《京師坊巷志稿》中考據的結果在臺基廠。在明代應當屬于南熏坊。楊榮曾多次隨駕北征，不知杏園是明成祖朱棣何年所賜〔圖五〕 。

圖五：明代北京地圖及杏園位置表示圖

（二）

畫面的文官分為三組，中間一組人物是這幅卷軸畫的核心部分，三組人物之中，中間的一組的中央人物便是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楊士奇是本次雅集最尊貴的客人，楊的左邊是園主人、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的楊榮。楊士奇和楊榮皆是從一品的文官，但楊士奇當時是內閣首輔。楊士奇的右邊是正四品官詹事府少詹事王直禾導（編者注：“禾導”合為一字，下同）（1379—1462）。楊士奇從永樂十九年（1421年）即住在北京西城的金城坊，他家離長安門往西有五六里。另據王直的“移居唱和詩序”說：“而楊先生士奇則居西城之金城坊。”王直自永樂二十一年（1423）住在楊士奇的對門。楊士奇居所的對門住的是刑部員外郎汪麓，在永樂二十一年拜陜西參議離開北京，同年六月二日王直搬至汪麓的舊宅，與楊士奇對門而居。后來楊士奇和王直都搬離了金城坊，到了澄清坊。王直（禾導）曾說：“自予官京師二十年，……功載兄功敘為翰林編修，與予同居澄清坊，相去甚邇。”楊士奇在宣德年間從金城坊遷居到了澄清坊，這是翁方綱沒有考據出來的，他還是把楊士奇的住處定在永樂末期的金城坊。王直在《送李通判復任序》中說：“久之，楊先生進拜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徙居澄清坊。恂如為越府長史，大用為應天府通判，朝宗去為九江教授，宗儒以老病歸。予與時彥、宗璉則遷職春坊，學夔、習禮皆進用在翰林。一時同處之士各東西散去。最后功敘亦徙而東，凡其所居皆已易主。”楊士奇與王直始終有日常來往，宣德四年（1429年）正月十五日兩人同到街市觀燈，楊士奇還帶上了他的兩個兒子楊（禾導）和楊秫， 當時次子楊只有九歲。可以推測，而今楊士奇與王直（禾導）是一起來到楊榮的杏園的〔圖六〕。

圖六：鎮江本《杏園雅集圖》中間部分 從左至右為楊榮、楊士奇、王直

左邊的第二組人物分別是“正四品”文官王英（1376—1449）、“正二品”的大宗伯、禮部尚書楊溥（1372—1446）和“從五品”的侍讀學士錢習禮（1373—1461）。楊溥居中，王英、錢習禮分別侍坐在左右兩邊。楊溥的詳細住所不詳，他被稱作“南楊”，應當居住在南城。楊溥在宣德初年與陳循共事，估計此時即住在南熏坊。王英和錢習禮在初來北京時都住在西城的金城坊，與楊士奇是鄰居。王直（禾導）住東城因而被稱作“東王”，王英被稱為“西王”，或許王英此時還住在金城坊。由此我們進一步推斷，王英、錢習禮應當也是一起來到杏園的〔圖七〕。

圖七：鎮江本《杏園雅集圖》第二組人物 從左至右為王英、楊溥、錢習禮

第三組人物分別是周述（？—1439）、李時勉（1374—1450）和陳循（1385—1462），共三人。周述曾經住在金城坊，與楊士奇比鄰而居，而此時的住所不詳。李時勉此時的住所亦不詳。陳循從宣德初年即住在玉河橋西，屬南熏坊，又搬家到玉河橋西往南一點，接近南城墻，兩個住處皆為明宣宗所賜。從畫面上看，至少周述是與李時勉、陳循同時進入杏園，給人一種相約而來的視覺印象。左庶子周述、侍讀學士李時勉和侍講學士陳循，他們都是“正五品”和“從五品”的文官。他們同時供職于翰林院，聯系起來更方便〔圖八〕。

圖八：鎮江本《杏園雅集圖》第三組人物 從左至右為周述、李時勉、陳循

從可考的住處看，畫面中有五人曾經住在北京的金城坊，都是楊士奇的鄰居。曾經住在金城坊的楊士奇、王直（禾導）、王英、錢習禮、周述這幾位館閣諸公，他們有過很長工夫的交往。盡管此時未必都住在一起，但相約來到楊榮的杏園的可能性更大。前一天朝會即可與楊榮約定前來雅集〔圖九〕。

圖九—1：永樂二十一年參與者的居住位置圖（邵軍制作）

畫家謝環獨立于三組之外。按楊榮的說法，謝環是最后到來的。謝環曾經住在昭回坊。胡儼(1360—1443)《樂靜齋記》說謝環“今扈從寓北京之昭回坊” ，也就是今天北京東城區南鑼鼓巷的東側，西側即是靖恭坊。胡儼關于“昭回坊”的說法沿襲的是元朝舊說。明初已經將昭回坊和靖恭坊合為一個坊，即昭回靖恭坊。

圖九—2：正統二年參與者的居住位置圖（邵軍制作）

（三）

由圖像中得知，杏園雅集的參與者中沒有一位是來自中國北方地區的文官，諸如北直隸、山東、山西和河南地區的文官。1499年的《竹園壽集圖》上的人物有來自山東、山西和河南的文官。盡管明成祖朱棣（1360—1424）在1403年以后開始打擊南方地主集團，但1437年的這個北京的聚會還是清一色的來自中國南方地區的文官。而在南方人中，沒有來自屬于今天的浙江、安徽和江蘇地區的文官，除了園主楊榮是福建建安（今屬建甌市）人，另外的八位參與者中，楊溥是湖廣的石首人，其余全部是江西人：

楊士奇，江西泰和縣人。

王直，江西泰和縣人。

陳循，江西泰和縣人。

王英，江西金溪縣人。

錢習禮，江西吉水縣人。

李時勉，江西安福縣人。

周述，江西吉水縣人。

這個搭配引起筆者的愛好。這不是普通意義上的館閣諸公的雅集活動。翁方綱在鎮江本的《杏園雅集圖》的題跋里的詩中有“七賢濟濟盡江西”句。《冬青館乙集》的

圖十：明 呂文英、呂紀《竹園壽集圖》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明人《十同年圖》 故宮博物院藏

不僅如此，《杏園雅集圖》中的江西文官來自更為集中的地域。參加杏園雅集的江西文官除了王英來自與吉安府相鄰的撫州府，其余六位皆來自吉安府，集中在泰和縣、吉水縣和安福縣［表二］。

表二：《杏園雅集圖》中江西文官所屬地域

楊士奇、王直、陳循、周述、錢習禮、李時勉共六位是江西吉安府同鄉。王直、陳循與楊士奇一樣，都是吉安府泰和縣的小同鄉。王直的家族和楊士奇的家族世代交好，“楊氏居泰和四百年，兩家門戶相埒，代有交游，婚姻治好”。陳循的從叔陳一敬與楊士奇為同門。永樂皇帝朱棣北征，有太子朱高熾在南京監國，黃淮、楊士奇、王直留在翰林輔導皇太子。因此他們都屬于“太子派系”的文官，積累了深沉的政治基礎。陳循并非永樂二年（1404）的進士，他是永樂十三年（1415）的進士，而且殿試名列第一。當年會試的主考官正是楊士奇的姻親、翰林修撰梁潛，同樣是吉安府泰和縣人。陳循后來成為明成祖朱棣的侍從。杏園雅集時，他是翰林院侍講學士（從五品），是本次雅集最年輕的文官，時年五十三歲。

在“杏園雅集”中，王英（1376—1449）、王直（1379—1462）、李時勉（1374—1450）、周述（？—1439），他們不僅是江西人，而且是1404年（永樂二年）的同科進士（“同年”），關系十分密切。這一年會試的主考官是解縉和黃淮，楊士奇是讀卷官。周述、王英、王直、李時勉等二十九位進士于永樂三年（1405）正月進入文淵閣讀書，被稱為“二十八宿”（后來增補了周忱，實為29人）。到永樂五年（1407）王直、王英被授官為翰林院修撰（從六品）。洪熙元年（1425）二月，王直提到，王英是左春坊大學士（正五品）、王直是右春坊右庶子（正五品）、周述為左春坊左諭德（從五品）、李時勉為侍讀（正六品）。正統二年的王直、王英他們已經是正四品的文官——詹事府少詹事。此時的周述是左庶子（正五品），李時勉是侍讀學士（從五品）。楊士奇與周述、王英、王直、李時勉四位構成了緊密的師生關系。王英雖然不是楊士奇的吉安府同鄉，但他是大同鄉，要害他與楊士奇的關系是“門生”與準“恩師”的關系。

上述我們做了“歷史”與“繪畫”的雙重表述。

（四）

自1402年燕王朱棣打敗明惠帝朱允炆（1377－？）并攻占南京以后，文官的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江西文官集團逐漸代替了浙江文官集團。朱元璋的時代，武人用的主要是安徽系，文人主要用的是浙江系。江蘇系（當時的蘇、松地區）的文人地主因為張士誠（1321—1367）的關系一開始就受到排斥，這種情景到了明代中晚期才發生改變。清代的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亦有所觸及。

浙江文官集團以宋濂（1310—1381）、劉基（1311—1375）為代表，后來浙江系的文官受到沖擊，但到了明惠帝朱允炆時代（1398—1402），宋濂的學生方孝孺（1357—1402）被明惠宗起用，成為文官的精神領袖。在1403年以后的內閣中，除了黃淮（1367—1449）是浙江人、楊榮是福建人，其余5人如解縉（1369—1415）、胡廣（1369—1418）、楊士奇、金幼孜（1367—1431）、胡儼（1360—1443）都是江西人。從1403年到楊士奇逝世的1444年的42年之間，其中除了楊榮作過6年的首輔，其他工夫分別都是由解縉、胡廣和楊士奇這三位江西人做過內閣的首輔。可以這么說，在朱棣執政以來的文官格局中，以江西系文官為主導，有微弱的閩浙成分（黃淮代表浙江、楊榮代表福建）。

江西文官集團從永樂時代（1403—1424）開始逐漸取得政治優勢，同時也取得了文學上的優勢。所謂“臺閣體”文學正是以楊士奇為代表的江西派文學。但江西文官集團并沒有取得書法和繪畫藝術的絕對優勢。北宋后期的蘇軾(1037—1101)等文官集團雖然沒有取得政治上優勢，但在文學、書法和繪畫上都取得了被后世認可的絕對優勢。1503年的《五同會圖》反映的是明代中期江蘇地區文官集團的部分優勢，但仍舊不能和1437年的《杏園雅集圖》所表現的江西文官集團的絕對優勢相提并論。

《杏園雅集圖》正好顯示出江西文官在宮廷的強勢地位。在以前的《香山九老圖》和《西園雅集圖》中，“九老”和文官的地域色彩非常混雜，并不像《杏園雅集圖》這么清楚而突出，這是以江西文官為核心的雅集。

早在1422年，在北京的“西城宴集”同樣是以江西翰林文官為核心的雅集，參加“西城宴集”的人有17位，除了楊士奇，基本上是1404年（永樂二年）的進士群體。參加這次雅集的有曾棨（1372—1432）、王英、余學夔、錢習禮、張宗璉、陳循、周忱、彭顯仁、周敘、胡穜、劉朝宗、余正安、蕭省身（以上為江西人，14人）、陳敬宗、桂宗儒、章敞（以上為浙江人，3人）。其中胡穜是閣臣胡廣的兒子，于1418入翰林院。胡廣是永樂時代最早的閣臣，也是江西人，他與解縉（1369—1415）同鄉，與楊榮、楊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的同科進士。胡廣從永樂五年（1407）二月到十六年（1418）五月逝世時是內閣的首輔。參加 “西城宴集”的楊士奇、王英、錢習禮和陳循在15年后參加了聞名的“杏園雅集”。楊士奇專門為“西城宴集”寫了一篇《西城宴集詩序》，收在他的《東里文集》中。由于這次雅集沒有畫家的參與，沒有任何圖像傳世。從中可以看出，楊士奇的江西籍文官的基礎是1404年（永樂二年）科舉的進士群體。他們不僅參加了“西城宴集”，其中一部分人還參加了日后的“杏園雅集”。兩次雅集都有江西籍1404年同科進士群體的身影。此次雅集的場所是浙江寧波府慈溪縣人陳敬宗[21]的私宅。

這不可能是巧合，而是一種有意的安排。從某種意義說這次雅集可以理解為帶有隱蔽性質的“同鄉聚會”，這與另一次公開的同鄉聚會完全不同。約作于1503年的《五同會圖》［圖十二］則表現的是來自蘇州府的在京文官的聚會。吳寬（1435—1504）、王鏊（1450—1524）、陳璚（1440—1506）、李杰（1443—1517）、吳洪（1445—1522）分別來自同屬于蘇州府的長洲、吳縣、常熟和吳江。這是明確的同鄉聚會。正如楊士奇在1422年在陳敬宗的家里舉行的“西城宴集”一樣，十七人中有十四個江西人。另外三位是浙江人。挑選的聚會地點也不是江西同鄉或自己的家中，而是挑選了浙江人陳敬宗的私宅。

圖十二：明人《五同會圖》故宮博物院藏

從館閣諸公的詩文里看不出此次雅集的發起人是誰。后來的翁方綱認定發起人是楊榮。因為楊榮是園主人，天然被認為是雅集的發起人。所謂“館閣諸公過予”好像可以理解為館閣諸公相約來到楊榮的杏園，并未透露楊榮主動邀請館閣諸公的信息。去楊榮家聚會的公開理由：1、此時正是杏花開放的季節，楊榮的杏園以杏樹成林而著名，是欣賞紅杏花的最好去處，2、楊榮的杏園在長安門往東一點的臺基廠附近，位置相對居中，對于來自不同方向的文官都很方便。

可以理解，這次杏園雅集楊士奇借助楊榮（福建人）的私家花園——杏園，并約上楊溥，舉行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朝廷文官大臣的假日聚會，而是帶有隱蔽色彩的江西文官集團的同鄉聚會。七位江西人和兩位非江西籍的閣臣共同舉辦了杏園雅集。而江西文官集團的實際領袖是楊士奇。這張畫凸顯了當時明代政治的地域特性。

在《杏園雅集圖》的三個段落中突出了中央段落，而在中央段落中突出了楊士奇。楊士奇雖然此時與楊榮同屬“從一品”文官，但由于楊士奇是明仁宗朱高熾（1378—1425）和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曾經的老師，長年陪侍著這兩位當時的皇太子父子留守南京，關系十分密切，楊士奇于1424年至1444年成為內閣的實際上的首輔大臣。1437年，楊士奇的政治生存處在巔峰狀態。此時的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只有十歲，整個國家在仁宗張皇后（？—1442）和以楊士奇為領袖的文官集團的掌控之下。因此這次雅集的召集人可能就是坐在中央位置、地位最高（首輔）、年紀最大（七十三歲）的楊士奇。楊士奇有借別人私宅舉辦雅集活動的習慣，1422年和1437年這兩次帶有“江西文官集團”色彩的“雅集”都不是在楊士奇家舉辦的，而是在來自浙江的陳敬宗和來自福建的楊榮的私宅舉辦的。另一點更重要，這兩次重要“雅集”都沒有安排在任何一位來自江西的文官的私宅舉行，可見楊士奇專心極深。

從文本上看，楊士奇和楊榮的序文都凸顯了政治意味。楊士奇一開頭就說：“古之君子，其閑居未嘗一日而忘天下國家也。”楊榮在結尾處說：“感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愿諸公之后而加勉焉！”一頭一尾，都是政治性的表達。從每一首詩中都能讀出同樣的意思。

從圖像上看，好像版畫本的《杏園雅集圖》〔圖十三〕人物服飾更符合楊榮的序文中的描述，所謂“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發交映”。衣冠經常和官僚制度相聯系，代表人物的政治社會關系和地位。在道光時代的白描本上仍保持著“衣冠偉然”的模式。而在楊榮的《杏園雅集圖后序》中特殊強調每個人的官職——大宗伯南郡楊公，少詹事臨川王公，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左庶子吉水周公，侍讀學士安成李公，侍講學士？和陳公，最后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如此等級森嚴，好像這不是朋友的序列而是官場的序列。這與會昌九老的不序官階只序年齒的成例不同，而是刻意強調他們的在職狀態，凸顯的是：這不是退隱的雅集，而是在職文官政事之余的假日雅集。雅集的命名類似“西園雅集”，雅集的人數和月份都類似“香山九老會”，雅集的主體是以楊士奇為首的“江西文官集團”和另外兩位重要文官，所有參與者都是在職的館閣大臣。

圖十三：章服、便服對比

一個“江西文官集團”的聚會為何采取了這樣隱蔽的形式？什么樣的政治形勢導致了這種隱蔽的狀態？通過表現館閣大臣而遮蔽了江西色彩，難道是躲避同鄉“結黨”的彈劾嗎？在“杏園雅集”和《杏園雅集圖》的歷史和圖像中除了隱蔽的“江西文官集團”還隱蔽了什么？

三、“杏園雅集”和《杏園雅集圖》的深層含意

（一）

《杏園雅集圖》與《西園雅集圖》只有一字之差。傳為王詵的“西園”代表過去，而楊榮的“杏園”是事實，對于文字和語義非常敏感的這些文官來說，以“杏園”對應“西園”好像不是簡樸的文字游戲。

既然表面上借用了“西園雅集”的概念，在楊士奇的時期，文官如何理解西園雅集？先要考察楊士奇及其參加杏園雅集的文官是否具有“西園雅集”的概念以及是否見過任何形式的《西園雅集圖》〔圖十四〕。

圖十四：宋 劉松年《西園雅集圖》臨摹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宋 劉松年《西園雅集圖》臨摹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楊士奇明白“西園雅集”與《西園雅集圖》的途徑許多，楊士奇曾讀過黃潛（1277—1357）的《述古堂記》，文中所述正是“西園雅集”的內容。黃潛是元代的大儒，宋濂的老師。另外，楊士奇也曾讀過豫章熊朋來（天慵）為李公麟《西園雅集圖》題的詩。熊朋來曾在元朝時代任過楊士奇的家鄉江西廬陵郡的教授。

楊士奇在廣平侯的家里見到過李公麟《西園雅集圖》的劉松年的臨摹本。他還提到南宋畫僧梵隆和趙伯駒臨摹過李公麟的本子。在靖難之役追隨朱棣并立有戰功的袁容，曾娶了朱棣的女兒永安郡主，袁容在永樂元年被封為廣平侯，此時永安郡主升為永安公主。袁容約卒于宣德時。永樂二十年春天廣平侯袁容重病，太醫院院判（正六品官）蔣用文經數月醫治得以痊愈。楊士奇專門寫文贊美蔣用文。楊士奇或許與廣平侯有正面的交游因而獲觀其收藏的劉松年的作品。

此外，福建的閩縣畫家朱孟淵喜歡畫《西園雅集圖》，朱孟淵被畫史描述為李公麟人物畫風格的追隨者，善寫人物、番馬。楊士奇的晚輩同鄉及門生曾鶴齡(1383—1441)是永樂十九年（1421）的狀元（楊是永樂十九年會試的主考官），曾鶴齡曾見過閩縣畫家朱孟淵所臨的李公麟的《西園雅集圖》。而曾所見過的朱孟淵臨李公麟《西園雅集圖》或許與楊士奇珍藏的一幅朱孟淵的《西園雅集圖》是同一幅畫。楊士奇的藏品是由中書舍人陳登（思孝）贈予的。陳登是福建長樂（今福州）人，宣德年間（1426—1435）卒于官。永樂時代被薦入翰林院，授中書舍人。陳登將朱孟淵的《西園雅集圖》贈給楊士奇的工夫應在永樂至宣德之間，可以一定在正統二年（1437）之前。據說閩縣畫家朱孟淵與翰林修撰林志（1378—1427）、中書舍人陳登、太子少傅楊榮都有交往，他可能是活躍于北京的福建畫家。朱孟淵是李公麟畫風的追隨者，他曾臨過一本《淵明歸去來圖》送給楊榮，楊為此寫過跋文。

楊士奇珍藏的與曾鶴齡所見的朱孟淵《西園雅集圖》都是繪有十六位人物。顯然，同為閩縣畫家朱孟淵所畫（臨摹）的《西園雅集圖》的閱讀與辨識，曾鶴齡與楊士奇高度一致，十六位人物全同，只是敘述的次序有別［表三］。

表三：楊士奇、曾鶴齡對《西園雅集圖》人物辨識的比較

由此可見，楊士奇與曾鶴齡的圖像辨認系統來自黃潛的《述古堂記》的系統，黃的系統又來自鄭天民的記述，而非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的系統。這兩個略有差別的系統，在王世貞的時代稍有覺察，他所題跋的仇英臨《西園雅集圖》中沒有陳師道而有鄭嘉會。王世貞讀過楊士奇跋朱孟淵《西園雅集圖》的文字，注重到楊跋的人物序列中有陳師道而無鄭靖老（嘉會）。王世貞明確指出“此圖吾吳郡仇英實父臨千里本也。”也就是說臨自趙伯駒(1120—1182)的本子。楊士奇提到在廣平侯袁容家里所見的劉松年的《西園雅集圖》臨本中少了四位人物，即張耒、李之儀、陳師道和晁補之。這顯示出知識與圖像系統在歷史傳承過程中的差異。楊士奇說到朱孟淵《西園雅集圖》時，“嘗見熊天慵題伯時西園詩及黃文獻公《述古堂記》皆與此合。文獻據鄭天民之記。鄭記作于政和甲午，其可征無疑”。

再者，江西文官、翰林侍講鄒緝珍藏過一幅《西園雅集圖》，楊榮、金幼孜都見到過，分別為之寫過題跋和詩。這幅畫為十二人。也就是說，杏園主人楊榮也有“西園雅集”的知識與概念。

無論是《述古堂圖》還是《西園雅集圖》在明代的楊士奇和楊榮的筆下是否具有政治意味？這是很要害的。

（二）

細心考察可知，杏園雅集與西園雅集只是名稱相似，實際并無關聯。而且在江西文官的解讀中，西園雅集并不符合正統初年的政治意味。名相近，實相遠。西園雅集是十六人，杏園雅集是九人，共同之處都有畫家參與。西園雅集中的畫家有李公麟和王詵，杏園雅集中有謝環（唯一的畫家）。可以看出，“西園雅集”的概念好像具有掩飾“杏園雅集”本來用意的功能。

有趣的是，杏園雅集的概念表面上看是在模擬西園雅集，但在詩文中卻多次提到了香山九老會。由于參加杏園雅集的實際人數為十人，后世又有“杏園十友”的說法，淡化了杏園雅集實際是正統二年九位文官的聚會，謝環當時是武官——錦衣衛千戶。可以看出，此次雅集是仿香山九老會的。那么，九位文官為何要重溫唐代的香山九老會呢？

同樣，參加此次雅集的館閣諸公在當時是否具有“香山九老會”的概念？杏園主人楊榮曾見過《香山九老圖》，這是南京兵部郎中田伯邑的珍藏品。另外，參加過杏園雅集的江西文官王直和李時勉分別見過蘇州府同知邵信之的藏品，他來京城考績，帶來了一幅《香山九老圖》，王直和李時勉都寫有題跋。兩人題跋皆未提到此圖是何人所作。好像蘇州同知邵信之將《香山九老圖》給多位京官觀看，王直、李時勉在各自的文集中皆留下了記錄。

楊士奇是否有“香山九老”的概念？洪武三十一年（1398）十月十六日，楊士奇為他的老師梁蘭（庭秀）編成了《畦樂詩集》并寫過序。梁蘭始終在家鄉泰和縣隱居不仕，他是翰林文官梁潛的父親。梁蘭的《畦樂詩集》其中收錄了一首《九老圖》詩：

皓首獲謝事，選幽聊自怡。山水既已佳，春陽亦遲遲。或囊單父琴，偶賭綺黃棋。好樂養余日，消搖沐雍熙。寵辱固可忘，理亂胡不知。徒茲齒爵崇，恐貽后世嗤。壯哉渭川翁，持竿兆非螭。

由此可以認為，楊士奇至遲在1398年已經有了清楚的“香山九老”的概念，而楊榮在《杏園雅集圖后序》中提到“香山九老”和“洛陽耆英”這兩個概念，并且在雅集詩中提到“緬懷洛中會，九老皆令望”。同時參加“杏園雅集”的周述也在詩中提到“高風諒可追，愿與洛中并”。

在楊榮、王直與李時勉的文字中，幾乎沒有觸及《香山九老圖》（圖十五）的含義和他們自己的坦率的理解。王直和李時勉也幾乎同時看到了另一幅由蘇州府同知邵信之珍藏的《香山九老圖》，并分別為之題跋。他們也沒有說出比楊榮更深入的解讀，他們理解的重點就是白居易的“君子知進退”的聰明和“高懷雅度”的道德胸襟。細讀楊榮、王直和李時勉對《香山九老圖》的題跋，看不出他們對該圖有什么特別理解，天然也無法破解“杏園雅集”為何要模擬“香山九老會”的特別用意，無法破解《杏園雅集圖》的深層含意。

圖十五：宋 馬興祖《香山九老圖》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圖十五：宋 馬興祖《香山九老圖》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楊士奇是否見過《香山九老圖》，在楊士奇的文集中并無明確的記錄。除了參加杏園雅集的上述三位見過《香山九老圖》之外，與楊士奇關系最密切的人中誰見過《香山九老圖》？他就是前面提到的寫過《九老圖》詩歌的梁蘭的兒子梁潛（1366—1418），楊士奇少時與梁潛同學相善，后同官翰林，又同為東宮僚佐，關系非同一般。他們是兒女親家，楊士奇的長女楊組嫁給了梁潛的兒子梁楫。楊士奇的兒媳又是梁潛的弟弟梁混的女兒。梁潛見到的《香山九老圖》是給事中王子誠的藏品。梁潛直率而耿介，他于永樂十六（1418）因“輔導太子有闕”而下獄死。因而他對《香山九老圖》的理解至關重要，可以幫忙研究者找到《杏園雅集圖》與《香山九老圖》之間的內在關聯，梁潛的《題香山九老圖后》全文如下：

嘗觀南華生之言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又曰：“無為則俞俞，俞俞則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之。”香山九老者，果皆俞俞者耶，九老之最高者元爽也，其差少者樂天也。樂天宦游三十載，退居于洛，合九老而為尚齒會。洛陽為天下之巨麗，而九老極一時之風流。石樓香山之間，龍門八節灘之上，少微之星煜煜乘芒而衣冠皓偉，賓游雜沓，酣嬉淋漓，或弄琴操秋思之商聲，或喚家僮奏霓裳之法部，或命小妓歌楊柳之新詞，興盡而止，兀兀然舉天下之得失，曾足以累其心，其視劉伯倫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逰醉鄉而不返者，又安能仿佛其樂之涯涘哉。信所謂俞俞者也，雖然人徒知九老之既老，而不知九老于未老之時也，知九老之甚樂，而不知九老深憂之未嘗忘也。當是時，唐綱解紐，藩鎮跋扈，閹豎弄威，縉紳為之斥逐，雖有裴晉公以身系國家安危，曷亦得以少吐胸中不平之氣耶。于是九老者歲月坐成晚矣，自托于流連放棄之間者，豈其心哉，固不已而強自寬也，況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用武所必爭之地，一有不幸如前日之安史者，則臺榭苑囿之勝鞠為茂草矣，果可以保其樂乎，吾知九老雖衰未，必不念及爾也，不然年九十之尚父，猶思經綸于周室，年八十之綺皓，且定儲皇于漢家。九老雖衰，果可無意于世事乎，然則九老之俞俞，乃所謂戚戚也。愚故表而出之，使世之志于事君者，無自讬于九老，九老非得已焉，但九老中有僧如滿者，今亡之，疑為弘文館諸翁而逸其半，未知是否。中書舍人解縉既序其端，而給事中王子誠屬予序其后，如此云。

其中有一段很經典的解讀，“當是時，唐綱解紐，藩鎮跋扈，閹豎弄威，縉紳為之斥逐，雖有裴晉公以身系國家安危，曷亦得以少吐胸中不平之氣耶。”直接指出白居易等“九老”隱居宴樂的時期背景。實際上，白居易六十八歲退休，時值唐文宗開成四年（839），距離聞名的“甘露之變”發生的工夫過了四年。楊士奇不可能不明白“甘露之變”。白居易辭官的四年前（835）發生了歷史上聞名的“甘露之變”——一次不勝利的清除宦官的事變，以唐文宗和文官的失利而告終。宦官全面獲得支配國家和皇帝的權利。所謂“閹豎弄威，縉紳為之斥逐”。宦官（閹豎）專政的對立面則是皇帝與文官。梁潛的這段文字同時關涉了歷史與事實。那么畢竟關涉了什么樣的事實呢？梁潛死于永樂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他的《題香山九老圖后》應作于永樂十六年之前，地點應在南京。他曾與陳循住在同一個院子里，梁潛是永樂十三年的會試主考官，此年陳循進士及第并在殿試中被點中狀元，他們是“恩師”與“門生”的關系。楊士奇應當深知《香山九老圖》所觸及的背景。特殊是宦官權力的危險和文官在朝廷中的命運。永樂十七年（1419）11月，也就是在梁潛逝世的第二年，楊士奇寫了《甘露表》頌揚明成祖朱棣的美德。“甘露”作為祥瑞并非僅僅出現在1419年，在永樂十年（1412）出現過一次，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分別進獻過《甘露賦》《瑞應甘露詩》和《甘露詩》。在梁潛獲罪時，楊士奇沒有挺身為之辯誣。而在永樂十七年，也就是梁潛死后的第二年，兩位江西文官楊士奇和王直進獻了《甘露表》和《瑞應甘露詩》，由于這兩位都是梁潛的泰和縣同鄉和密友，這是否是在委婉地提醒明成祖將此時的瑞相“甘露”與晚唐的“甘露之變”聯系起來呢？不得而知。

從楊榮的題跋來看，他對《香山九老圖》的熟悉遠不及梁潛的深入。他說“此亦足以見唐家承平日久，四方無虞，而士大夫得進退以禮，優游燕休以畢其余齒，此何其盛哉！”“異時獲賜歸故鄉，與同志者退尋此樂尚未晚也。”他把《香山九老圖》理解為單純的“歸隱之樂”。此外，楊榮把會昌五年（845）三月“九老會”與同年夏日的另一次“九老會”搞混了。李元爽與狄兼謨沒有同時參加“九老會”，李元爽參加的是會昌五年夏日的那個“九老會”，而狄兼謨參加的則是同年三月的那個“九老會”（有九人參加，但狄兼謨和盧貞兩人的年齡不足七十歲，因此又有“七老會”之說）。

可以認為“杏園雅集”所模擬的藍本是“香山九老會”。也許與會昌五年的“香山九老”相比，杏園雅集的參與者的年齡普遍偏低，只有楊士奇一人年過七十歲。按唐代七十歲“老”的標準只能稱之為“一老會”。與會昌五年夏天的九老會相比，1437年杏園雅集的參與者年齡最大的楊士奇也不過七十三歲而已，公元845年的“九老會”的參加者年齡最小的白居易也比楊士奇大一歲［表四］。

表四：杏園雅集參與者年齡一覽

看來“杏園雅集”的參與者有意模糊了年齡問題，凸顯的是“九公”與“九老”的對應。在楊榮的后記中，九位文臣稱“公”，一位武官稱“君”。如“廬陵楊公”“?和王公”“南郡楊公”“臨川王公”“文江錢公”“吉水周公”“安成李公”“?和陳公”，最后把畫家謝環稱為“謝君”。因此，《杏園雅集圖》也可以叫作《杏園九公圖》。值得注重的是，“杏園雅集”挑選的工夫是與“香山九老會”的第一次雅集的工夫是一致的，都是陽春三月。在當時的歷史記憶中，“香山九老會”的工夫就是唐朝會昌五年的三月。從楊榮的題跋中可見一斑。此外梁蘭的《九老圖》的詩中也提到“春陽亦遲遲”，都證實“九老會”與“陽春三月”的固定關聯。

（三）

梁潛主觀理解《香山九老圖》的事實境碰到底是什么？是否和他所提到的“閹豎”有什么潛在的關聯？楊士奇所寫的《梁用之墓碣銘》透露出一絲信息：

永樂十五年，車駕巡狩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奠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啟聞實施，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逹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幸，飾詐為間，一二讒人助于外，于是禁近之臣侍監國者惴惴茍活朝暮間。賴上明圣，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

這里所說的“支庶萌異志者”指的是誰？實際指的是漢王朱高煦和趙王朱高燧，“嬖幸”指的又是誰？查史書可知所謂“嬖幸”指的是司禮監太監黃儼。清朝人所寫的《明史》有關仁宗皇帝的紀傳里講的很清晰：

永樂二年二月，始召至京，立為皇太子。成祖數北征，命之監國，裁決庶政。四方水旱饑饉，輒遣振恤，仁聞大著。而高煦、高燧與其黨日伺隙讒構。或問太子：“亦知有讒人平？”曰：“不知也，吾知盡子職而已。”

十年（應為十二年），北征還，以太子遣使后期，且書奏失辭，悉征宮僚黃淮等下獄。十五年，高煦以罪徙樂安。明年，黃儼等復譖太子擅赦罪人，宮僚多坐死者。侍郎胡濙奉命察之，密疏太子誠敬孝謹七事以聞，成祖意乃釋。其后黃儼等謀立高燧，事覺伏誅，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自是太子始安。

兩位藩王朱高煦、朱高燧與皇太子朱高熾暨后來的仁宗皇帝在永樂時代爭奪儲位的斗爭十分激烈。永樂十二年（1414）九月這場斗爭中導致黃淮、楊溥等人下獄，在永樂十六年（1418）導致梁潛（“杏園雅集”的實際策劃者楊士奇的摯友、同僚和姻親）、周冕被殺。永樂皇帝北征時，梁潛和楊士奇一道在南京留守，輔佐太子朱高熾。至少在清代的乾隆皇帝（1711—1799）的知識譜系里也有類似的知識，諸如“時太子監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髙燧，陰謀奪嫡，譖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以（梁）潛、（周）冕輔導有闕，下獄死”。黃儼原是燕王府的太監，很受永樂皇帝的信任，他在永樂時代做到了司禮監太監，曾多次出使李氏朝鮮王國。在早期的燕王府時代，他與朱高煦、朱高燧二人關系密切，與朱高熾交惡。在有效地打擊了黃淮和楊溥等東宮僚屬之后，與東宮朱高熾關系密切的梁潛就成為新的打擊目標。皇太子朱高熾曾作過兩首詩賞給過梁潛。同樣是參加過“杏園雅集”的江西文官王直在談到梁潛時說：“仁宗皇帝緝熈圣學，道徳日新，而又篤意文事。臣（梁）潛忠亮清謹，學問該博，而文詞雅正，其言多契于上心。上深重焉。二詩蓋是年所賜者，皆上所自書”。永樂時代，正如楊士奇所說“禁近之臣侍監國者惴惴茍活朝暮間。”由此可知，梁潛在《題香山九老圖后》中提到的“藩鎮”對應的是永樂時代的朱高煦和朱高燧，“閹豎”對應的是宦官黃儼，而“縉紳”對應的則是已經落難的文官黃淮、楊溥等，以及當時處于險境的楊士奇和梁潛自己。因此，梁潛在解讀《香山九老圖》時所說的“藩鎮跋扈，閹豎弄威，縉紳為之斥逐”，是他感同身受的事實和心境。“學問該博”（王直語）的梁潛應當是熟讀《新唐書》的，“閹豎弄威，縉紳為之斥逐”這個語義正好來自《新唐書》卷173列傳第98的“裴度傳”，原文為“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這正是“香山九老會”的實在背景。文官（縉紳）與宦官（閹豎）的對立與斗爭——至少這是一位永樂時代的與楊士奇個人關系最密切的江西系文官的解讀。晚明的王世貞以至認為宦官黃儼是在明仁宗即位時（1424）被除掉的。對宦官的危害，楊士奇與梁潛的熟悉是一樣的，他們面臨著同樣的背景和命運。他們二位是留守在南京的太子的正副輔導官。只不過楊士奇更為審慎，低調行事。永樂二十年（1422）九月楊士奇因“輔導有闕”而短暫入獄，不久即被釋放。同年的十二月時，他與同住西城的年輕文官舉行了“西城宴集”，地點是浙江人陳敬宗的家里。這時離梁潛逝世時已經4年。

“杏園雅集”參與者為九人，與“香山九老”人數一樣。“杏園雅集”舉行的月份為三月，與“香山九老會”的月份一樣。“杏園雅集”的詩文中多次提到“香山九老會”。梁潛的解讀讓我們把《香山九老圖》和《杏園雅集圖》聯系起來。問題的要害倒不在于梁潛的解讀，而在于1437年“杏園雅集”的參加者是否還依然處在當年梁潛解讀《香山九老圖》的情境中。

“杏園雅集”發生在正統二年三月一日。這時的皇帝只有十歲，雅集的參加者除了楊士奇七十三歲，其余的人在七十歲以下、五十三歲以上。九人之中除了楊榮，都是永樂時代的“太子集團”。此時的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與小皇帝關系最為密切的并不是張太皇太后和以楊士奇為首的文官集團，而是被朱祁鎮稱為“王先生”的宦官王振。王振獲得了與當年的司禮監太監黃儼同樣的官位。自朱祁鎮即位以來，宦官王振的權力開始抬頭。王振在宣德十年（1435）九月就被任命為司禮監太監，位列宦官二十四衙門之首。正統元年（1437）十二月，王振唆使九歲的小皇帝朱祁鎮將兵部尚書王驥、侍郎鄺壄逮捕入獄懲治。自此言官已經窺測王振的意思彈劾朝官并治罪。以楊士奇為首的文官集團已經開始與以王振為首的宦官集團發生沖突。

史書上講正統二年正月楊士奇與王振有過一次交鋒，楊士奇氣得三日不出門。張太皇太后在宮廷當眾喝斥王振，幾乎殺掉王振。文官與宦官的斗爭已經開始。三月一日以楊士奇為首的“江西文官集團”在楊榮的花園里舉行雅集，表面上借用了“西園雅集”的概念，實際上呼應了唐代的“香山九老會”的概念。而“香山九老會”的背景在“江西文官集團”的解讀中有“閹豎弄威，縉紳為之斥逐”的深層含意。對于“甘露之變”的結果，《資治通鑒》卷二四五稱：“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宦官），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杏園雅集圖》的背后線索將晚唐的宦官仇士良、永樂時代的宦官黃儼和正統時代的宦官王振聯系起來。當正統初年司禮監太監王振的權力抬頭時，楊士奇可能會聯想到同樣為司禮監太監的黃儼。也會想到在“甘露之變”后辭官的白居易所面臨的宦官政治的基本形勢。“甘露之變”前后最具危害性的太監是王守澄、陳弘志、仇士良。他們都是殺害唐憲宗、唐敬宗的“逆黨”。朝政由宦官控制。正統二年之初可以說是楊士奇等文官的階段性的小勝，王振幾乎被張太皇太后殺掉。正統二年三月一日的杏園雅集是不是對初次重創宦官王振的慶賀呢？舊歷三月即是陽春，又是清明，此時的楊士奇在有限的喜悅中很輕易想起已故的梁潛。《杏園雅集圖》若隱若顯地宣示了以“江西文官集團”為主體的“館閣諸公”的力量。文官集團對于宦官的初步優勢還要借助張太皇太后的力量，這正是今后的隱憂。以“江西文官集團”為主體的“館閣諸公”擔憂的正是今后的“閹豎弄威，縉紳為之斥逐”的局面。在張太皇太后面前哭救王振的是十歲的小皇帝，朱祁鎮不久之后的親政就意味著王振更有力量，而歷史證實文官集團的隱憂最終成為現實。

由此看來，《杏園雅集圖》是一幅深藏文官與宦官對立情結的政治繪畫。政治隱藏在娛樂中，事實意義隱藏在古典意義之中。

四、畫家謝環的繪畫表達的條件和基礎

（一）

無論何時，張開《杏園雅集圖》畫卷，最先看到的并不是九位文官，而是作為“杏園雅集”的見證者和圖繪者的謝環。他在引導我們“觀看”，既觀看“杏園雅集”，又觀看《杏園雅集圖》。

假如把《杏園雅集圖》理解為1437年的政治力量的圖景，如何熟悉畫家謝環的特別性？謝環來自浙江，而非江西。他同江西文官集團同時出現在杏園雅集中，十分耐人尋味。1477年創作《竹園壽集圖》的兩位畫家呂文英（1421—1505）和呂紀（1477—？）都來自浙江，而不是江西。謝環與楊士奇有著良好的關系，中間的橋梁是一度做過首輔的浙江人黃淮。黃淮從1403年到1414年和楊士奇等江西文官共同輔導皇太子朱高熾和皇太孫朱瞻基。黃淮是謝環的永嘉同鄉。據溫州的學者張如元的研究，黃淮是在大約永樂三年（1405）推薦謝環進入南京的宮廷中的，成為職業畫家[40]。楊士奇不是進士出身，而是通過舉薦方式到宮廷做官的，謝環也是通過同一方式進入宮廷的。推薦楊士奇的人不是江西人，而是浙江人王叔英（?—1402），王與浙江名士方孝孺（1357—1402）是好朋友。因此，楊士奇一開始就與浙江的文人有某種聯系。

黃淮是聯結江西文官集團和浙江畫家的主要人物。黃淮與江西文官集團的關系始終保持到1427年以后，1427年他退休回到浙江的故鄉永嘉。實際上，當永樂初年正當“江西文官集團”形成之際，黃淮與解縉、胡廣、楊士奇等江西文官有過摩擦。解縉和黃淮同是永樂二年會試的主考官，在永樂初期他們兩位一度是最受明成祖信任的文官。解縉錄用和提拔了一批來自江西的文官。據《三朝圣諭錄》卷上的記載，胡廣在永樂五年冬說到了如下情節：“（黃）淮有政事才，（楊）士奇文學勝，且簡靜無勢利心。蓋因解縉重（楊）士奇及臣，而輕淮，故淮有憾。”在他1427年離開北京之際，江西文官楊士奇、曾棨（1372—1432）、王英都給黃淮寫了送行詩。1430年，黃淮老家的壽征庵前面的池塘里的蓮花開放，江西籍的文官王直寫了《瑞蓮詩序》。黃淮在1440年為楊士奇的《東里文集》寫過序文，到1444年楊士奇逝世時，黃淮寫了祭文（《祭楊少師東里楊公文》）。黃淮不僅推薦了謝環，還推薦了其他的永嘉同鄉郭純（1370—1444）、胡宗蘊，成為宮廷畫家和書家。此外還推薦了浙江天臺人陳宗淵（1370—?）進入翰林院做官。郭純和楊士奇有交往，楊士奇在1425年為郭純的書房“樸齋”寫過《樸齋記》一文。

浙江系文官還有一位需要提到，以前的繪畫史研究根本沒有觸及到他——就是浙江錢塘（今杭州）人蔣驥（1378—1430），他跟黃淮始終保持著聯系。1427年，黃淮退休回家鄉路過杭州，戴進到旅舍來拜訪，隨后黃淮回到永嘉老家。1428年蔣驥從北京來信，談到戴進已進入宮廷，他在北京有了書房叫“竹雪書房”，請黃淮為戴進寫序文，即《竹雪書房記》。可以推測，戴進進入宮廷和黃淮的推薦有關，楊士奇、楊榮都為戴進的竹雪書房寫過詩。謝環為戴進的畫《松石軒圖》題過詩。戴進離開北京時，江西籍的文官王直還為戴進寫過送行詩。蔣驥給退休的黃淮寫信時，他是翰林院侍講學士。他和胡廣、楊榮、金幼孜、楊溥都是1400年（建文二年）的同科進士。1430年蔣驥做了26天的禮部侍郎就忽然逝世了，為此，黃淮還為他寫過《祭禮部侍郎良夫蔣公文》，其中有“淮也朝京北上，返棹南旋，道經墓下”的字句，據《浙江通志》引《萬歷杭州府志》說他的墓在杭州的尉司里仙芝山。應當是黃淮于宣德八年（1433）夏天從北京回永嘉路過杭州時所寫。這之前，黃淮還破天荒地以退休官僚的身份當了宣德八年會試的主考官。蔣驥或許是戴進進入宮廷是直接推薦人，同時借助了黃淮的力量。或者說黃淮把戴進介紹給蔣驥，再由蔣驥推薦給他的同年楊榮、楊溥、金幼孜等。從戴進結識到謝環和楊士奇來看，黃淮依然施展了作用。

1437年在北京杏園舉行杏園雅集活動，黃淮雖然沒有參加，他影響力還在。盡管他是浙江籍文官，但一直與江西文官集團保持密切的關系。參加杏園雅集的王英、王直、李時勉、周述都是1404年（永樂二年）的同科進士。雖然楊士奇本人是這次考試的讀卷官，而會試的主考官是江西人解縉和浙江人黃淮，解縉在1415年已經逝世，舉行杏園雅集的1437年黃淮還健在。黃淮是1404年進士群體的活著的“恩師”，他們則都是黃淮的“門生”。黃淮不僅是謝環的同鄉，又是他的少年摯友。黃淮所寫的《書夢吟堂集卷后》中說：“廷循與居同里，少小相與聚處游樂，見其暖和簡重，意他日必為遠大之器，在其自勉如何耳。”“后在南京時，廷循多暇日，數相過談詩，間出奇語，清新婉麗，每為之擊節。”

（二）

假如“杏園雅集”和《杏園雅集圖》有“閹豎弄威，縉紳為之斥逐”的深層含意，那么如何證實畫家謝環可以事先理解這些含意？

在南京時代謝環與黃淮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關系。黃淮于永樂十二年因輔導太子“有闕”而下獄，10年后當太子朱高熾即位為仁宗時才被釋放。黃淮的命運與太子的相聯系，朱高煦、朱高燧與太子的斗爭使他深陷其中。楊士奇于宣德八年（1433）四月十七日為黃淮的文集《省愆集》寫有《題黃少保省愆集后》，全文如下：

讀吾友少保黃公永樂中所作《省愆詩集》至于一再，蓋幾于痛定思痛，不能不太息流涕于往事焉。

初，太宗皇帝將巡北京，召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徳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諭之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皆拜稽受命。其后凡下璽書、諭幾務，必四臣與聞。時仁宗皇帝在東宮，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潛志奪嫡者，日夜窺伺間隙，從而張虛駕妄，以為監國之過；又結嬖近助于內。頼上圣明，終不為惑，然為宮臣者，胥懔懔卼臲，數見訟系。雖四臣不免，或浹旬、或累月，唯淮一滯十年。蓋鄒孟氏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夫莫之致而致，君子何容心哉！亦反求諸巳耳。此省愆之所以著志也。嗟乎！四臣者，今蹇黃二公及士竒幸尚存，去險即夷，皆二圣之賜。而古人安不忘危之戒，君子反躬修省之誠，在吾徒不可一日而忽之也！故謹書于集后，以歸黃公亦以自儆云耳。”

其中的文字諸如“而支庶有留京邸潛志奪嫡者，日夜窺伺間隙，從而張虛駕妄，以為監國之過；又結嬖近助于內”，與楊士奇的另一篇《梁用之墓碣銘》的文字極其相似。這些往事讓楊士奇“幾于痛定思痛”“不能不太息流涕”。梁潛在《題香山九老圖后》對宦官的提法用的是“閹豎”，楊士奇在《梁用之墓碣銘》對宦官的隱語是“嬖幸”，而在此處用的則是“嬖近”。楊士奇的文字仍舊強化了藩王、宦官和文官的敘述模式。是故，與黃淮關系密切的謝環會充分了解黃淮在永樂十二年下獄的原因與宦官黃儼的關聯。

那么，謝環與永樂十六年被殺的梁潛此前是否有交往？梁潛曾為謝環寫過《詩意樓記》，其中談到他與謝環的交往，“廷循（謝環字號）今居京師（南京），予嘗過之，索其所畫，草蟲花卉羽毛之屬，聚置一榻之上，觀其紛披鼓舞之勢，昂飲俯啄怒都鳴呼之狀，真如讀古《詩·邠風》而箋《爾雅》”。梁潛是在黃淮等人之后落難的。謝環的同鄉摯友黃淮與梁潛的落難都與黃儼有關。一向對政治敏感的謝環對此有更深的了解。

謝環與江西文官集團中的楊士奇、胡廣、金幼孜、胡儼、梁潛、曾棨、周述、吳余慶、吳嘉靜、周岐鳳、周敘、王英、王直、李時勉、錢習禮、陳循都有交往。其中楊士奇、胡廣、金幼孜、胡儼與黃淮同為永樂初期的閣臣。曾棨、周述、王英、王直、李時勉都是永樂二年的進士，是黃淮的門生。曾棨是當年的狀元，他死于宣德七年（1432年），故沒能參加1437年的杏園雅集，其余四位“同年”進士都參加了杏園雅集。上述的錢習禮和陳循也參加了杏園雅集。

謝環與楊士奇在南京時，依照楊士奇的說法：“庭循素善余，嘗間壁而處者累年。所居故號米家船，余以翰墨林易之。”楊士奇曾為謝環寫過見于他的文集中的《題謝庭循作山水二幅》《題謝庭循所藏孟端竹》《翰墨林記》《謝庭循像贊》和《恭題謝庭循所授御制詩卷后》五篇文章。從楊士奇和黃淮為謝環寫的像贊來看，謝環具有政治的敏感性，因而可以畫出這幅貌似“雅集”的政治繪畫。

正統二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正月，王振幾乎被殺。三月，杏園雅集。五月，楊士奇重病。九月，楊士奇精神恍惚，追憶死去已經二十年的江西文官、內閣首輔胡廣，寫了《題雪夜清興倡和后》并請謝環為他畫了《雪夜清興圖》。胡廣于永樂十六年五月卒，終年四十九歲。胡廣并不是九月逝世的，為何楊士奇在九月夢到了胡廣？永樂十六年逝世的江西文官除了胡廣之外還有梁潛，兩人都與楊士奇的關系密切。梁潛才是九月離世的。1437年楊士奇追憶胡廣的九月份正是二十年前梁潛被殺的月份。同時，九月也是二十三年前黃淮獲罪被押送到北京的月份，當時楊士奇一度被解職。這篇富含個人隱情的文章在楊士奇生前沒有收錄在《東里文集》中。謝環為楊士奇畫《雪夜清興圖》足見楊對謝環的信任。由此看來，此前的三月楊士奇事先約請謝環到杏園來畫《杏園雅集圖》的可能性極大。

謝環是否見過《西園雅集圖》或《香山九老圖》？不得而知。美國克利夫蘭美術博物館珍藏一件名為謝環的《香山九老圖》（圖十六）（本人沒有見過原作），這幅畫同樣在明代的同期文獻中找不到任何記錄。據說曾經是晚明的項子京（1525—1590）珍藏品。從楊士奇的《翰墨林記》和金寔的《翰墨林七更》得知謝環富藏唐宋以來法書名畫。不知他的珍藏品中是否包含《西園雅集圖》或《香山九老圖》這類作品？從鎮江博物館珍藏的《杏園雅集圖》來看，謝環對雅集題材的繪畫應當是很認識的。

圖十六：謝環《香山九老圖》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

圖十六：謝環《香山九老圖》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

謝環的傳世作品極少，孫星衍（1753—1818）《平津館鑒藏書記》著錄了一件《宣圣事跡圖卷》。“宣圣事跡圖”即“孔子事跡圖”，漢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謚孔子為褒成宣公。此后歷代王朝皆尊孔子為圣人，詩文中多稱為“宣圣”。從江西文官集團的文集中找不到謝環畫過這幅畫的任何記錄。在楊士奇的知識譜系里，李公麟畫過《宣圣及諸弟子像》，宣德八年（1433）九月中書舍人張子俊曾為楊士奇臨摹過李公麟的這幅畫。另據《畫史會要》記載，晚明的朱謀堊說謝環有《玉笥山圖》傳世。考慮到謝環素與來自吉安府的江西文官有密切的來往，他所畫的玉笥山應當是吉安附近的玉笥山。胡儼、楊士奇、金幼孜等都在自己的詩文中提到玉笥山。金幼孜寫過《玉笥山賦》，胡儼寫有幾首歸隱主題的詩歌觸及玉笥山，諸如“秋來春去只如此，徒有虛名在人耳，玉笥山前好墓田，何不歸歟空老矣” 。玉笥山經常與隱士或道教相連接。

（三）

由于謝環與楊士奇及其江西文官集團的特別關系，他的政治立場應當是十分明確的。具有“宋元閥閱之家”的身世背景的謝環始終以儒士自許。在文官與宦官的對立中天然會挑選當時文官集團的立場。

另一方面，由于他對《香山九老圖》的理解，在《杏園雅集圖》中，謝環凸顯了三組文官，而將自己置于“后來者”和“旁觀者”的位置（圖十七）。好像示意他是當代“香山九老會”的見證者，而非本次雅集的主體人物。據《鶴陽謝氏家集》，謝環曾寫過《杏園雅集詩》，但并沒有出現在鎮江本或版畫本的《杏園雅集圖》后，而參加雅集的九位文官皆有詩文（圖十八）。由此看來，謝環已經預知此次雅集與“香山九老會”的關聯。

圖十七：鎮江本《杏園雅集圖》中謝環的站位

圖十八：鎮江本《杏園雅集圖》題跋部分

圖十八：鎮江本《杏園雅集圖》題跋部分

圖十八：鎮江本《杏園雅集圖》題跋部分

圖十八：鎮江本《杏園雅集圖》題跋部分

此外，由于他與江西文官集團的特別關系，在《杏園雅集圖》的畫面中將江西文官做了低調的處理。他把地位相對較低的三位江西文官（正五品和從五品）集中放在一起，地位較高的江西文官（除了錢習禮為從五品，其他都在正四品以上，依照輿服制度應穿紅袍）分為兩組，每組都摻和進去一位非江西籍的高級文官。使得江西的地域色彩相對淡化。

官服（章服）刻意強調了在職文官的地位和身份，整個園林都表現成輕松歡樂的休閑氣氛。由圖名的暗示作用，似乎這是西園雅集的歷史延續。弦歌酒宴，接杯舉觴。詩詞唱和，賞花嗅芳。作為本次雅集的見證者和圖繪者的謝環，他的歷史功能就是“托情寄縑素，聊即今日事”。

余論：公開與隱秘

“杏園雅集”畢竟是一個公開的聚會，還是一個隱秘的聚會？此前從未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個問題關系到《杏園雅集圖》的性質。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在正統年間已經公開刊刻的文本中沒有提到“杏園雅集”或《杏園雅集圖》。

楊士奇的《東里集》（《東里詩集》和《東里文集》）都是在他生前編定的。但在《東里集》中沒有收錄與杏園雅集直接相關的詩文，如《杏園雅集詩》和《杏園雅集序》。《東里詩集》是由楊士奇的族孫楊挺來京師抄錄的，楊士奇寫了《題東里詩集序》。《東里詩集》編定于正統元年（1436）五月，天然不會收入正統二年的《杏園雅集詩》，但楊士奇活到了正統九年，在生前仍舊可以收錄其中。《東里文集》應當是在正統五年（1440）編定的。楊士奇請那位已經在永嘉退休賦閑的黃淮為他的《東里文集》寫序，黃淮作序的工夫是“正統五年歲次庚寅秋八月”。據李東陽《懷麓堂詩話》稱：“楊文貞公《東里集》，手自挑選，刻于廣東，為人竄入數篇。后其子孫又刻為續集，非公意也。”二十五卷本的《東里文集》有正統年間的刻本。也就是說，作于正統二年的《杏園雅集序》在正統五年時并未收錄其中。與“杏園雅集”相關的詩文都收錄在后人所編的《東里續集》中，目前所見到的《東里續集》最早的刊本是天順年間的，今藏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為《四庫全書》寫提要的文臣們也說到“然則續集乃士奇所自芟棄，非盡自得之作。以其收羅較富，故仍其舊并録之焉”。此外，楊士奇自編的《東里文集》中沒有收入《杏園雅集序》卻收入了《西城宴集詩序》，從文學和政治的角度看，實際上《杏園雅集序》遠比《西城宴集詩序》重要，楊士奇執意沒有收錄到《東里文集》中，故令人揣度。此外，楊榮的《文敏集》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兒子

景泰二年（1451年）刊刻的周述《東墅詩集》、成化五年（1469）刊刻的楊溥《楊文定公詩集》和萬歷二十一年（1593）刊刻的陳循的《芳洲詩集》中都收錄了他們各自的《杏園雅集詩》。刊刻的工夫都在正統十四年以后。此外，這三部詩文集很不盛行，以致清代的《四庫全書》都沒收錄（圖十九）。

圖十九：明 周述《杏園雅集》 《東墅詩集》明景泰二年（1451）刻本

據“杏園雅集”的圖像和文本推測，1437年參加雅集的人是分批進入杏園的，第一批是楊士奇和王直。第二批是楊溥、王英和錢習禮。第三批是周述、李時勉和陳循。都朦朧顯示了密會的跡象。楊溥正是梁潛所說的在1414年被斥逐的“縉紳”之一，其余皆為楊士奇的江西同鄉，是否出于密會的考慮？謝環最后入園。作為當年另一位被斥逐的“縉紳”黃淮的密友，謝環見證并繪制了“杏園雅集”。

有關“杏園雅集”的詩文和圖像被集中公開的工夫是成化十三年（1477），倪岳（1444—1501）在《翰林同年會圖記》中提到此事。弘治九年（1496年）李東陽再次提到《杏園雅集圖》，李東陽先后在“杏園雅集”參與者的楊士奇、王英、楊溥和楊榮的子孫手里看到四幅風格一致的《杏園雅集圖》。吳寬在弘治十二年（1499）四月二十四日將弘治二年（1489）十月杜堇所畫的《冬日賞菊圖》與《杏園雅集圖》相提并論。也就是說，附有詩文墨跡的《杏園雅集圖》出現在1477到1496之間的成化、弘治時代。有關“杏園雅集”的文本和圖像是在倪岳、李東陽和吳寬的時期才變成公共的知識。到了嘉靖時代的黃佐就將“杏園雅集”寫到《翰林記》一書中了。

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測有關“杏園雅集”詩文和《杏園雅集圖》在正統二年（1437）到正統十四年（1449）被秘密保存在10位當事人和后代的家族里。正統二年五月楊士奇重病到了寫遺囑的程度，同年，周述在雅集之后的十月壬戌就逝世了。查《東里續集》可知，楊士奇曾兩次立遺囑，一次在正統九年（1444），即楊士奇病故的那一年，一次是在正統二年（1437）五月，也就是“杏園雅集”的同一年的2個月后，楊士奇重病。正統二年的遺囑的最后一條十分耐人尋味，引述如下：

吾逝世之后，一直不許從世俗延僧道作善事追薦。蓋吾平生所存惟尊君愛民之心，所行無傷人害物之事，但不免嫉惡，亦當正理，故雖未能為善，未嘗為惡，果有地獄，吾必不入。子孫切不許聴俗人之言，為此事以污辱我。如違我命，即是不孝。我死有靈，必不佑汝。

此遺囑稱“正統二年病中寫”，從語氣上看是寫給他的長子楊稷的。這份遺囑若隱若現地反映了楊士奇在正統二年五月的心境。在此次楊士奇重病之前畢竟發生了什么事情？沒有找到相關信息。

到了正統五年（1440）七月，楊榮在回鄉省墓的途中因宦官王振要求查辦其接受靖江王饋贈一事而憂憤客死杭州。正統六年十一月明英宗親政，王振的權力從此占據優勢。正統八年（1443），江西文官劉球（與李時勉同鄉）應詔陳言忤王振，逮系詔獄，被錦衣衛指揮使馬順肢解而死。劉球早年曾得到楊士奇的推薦（圖二十）。

圖二十：明智化寺王振石刻像拓片

楊士奇好像有意在正統五年（1440）編定的《東里文集》中隱去了“杏園雅集”的詩文。同樣在同期文本中不見關于“杏園雅集”和《杏園雅集圖》的敘述。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自景泰二年（1451）以后有關“杏園雅集”的詩文才開始零星面世，而《杏園雅集圖》則在成化十三年（1477）才逐漸浮出水面呢？從英宗親政的正統六年（1441）到“英宗北狩”的正統十四（1449）年之間，宦官政治已經相稱嚴峻，這段工夫顯然不是公開“杏園雅集”詩文或《杏園雅集圖》的適合工夫。或者可以推測，迫于當時的政治形勢，“杏園雅集”是一次與宦官王振有關的秘密聚會，這個推測基于他們刻意模擬“香山九老會”。從畫面到詩文，一方面頌揚當今十歲的小皇帝，一方面顯示出輕松舒暢的氣氛，一方面隱匿“杏園雅集”及其圖像的實在用意。因此，這樣的詩文和圖像只能在十位當事人的家族里秘密流傳。

清代康熙年間輯刊的《鶴陽謝氏家集》保存了一首謝環的《杏園雅集詩》，其中披露了“杏園雅集”的又一個密碼，詩的最后一句“悠悠百歲間，適足振清議”已經暗示了東漢末年的“黨錮”與“清議”的典故。十歲的漢靈帝劉宏（157—189）即位后，竇太后臨朝稱制，竇武以大將軍身份與太傅陳蕃合作，企圖一舉消滅宦官權力。宦官發動宮廷政變，劫持竇太后，挾制漢靈帝，外戚大將軍竇武兵敗自殺。宦官控制政局。正統二年，明英宗朱祁鎮也同樣是十歲，控制朝政的是張太皇太后和文官集團，宦官的權力正在崛起。難道謝環希望《杏園雅集圖》在“悠悠百歲間”起到“適足振清議”的作用嗎？

正如清代學者趙翼所說：“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閹寺先害國而及于民，東漢則先害民而及于國。”同樣在思索宦官的歷史，畫家謝環的詩指涉了東漢，江西文官梁潛的題跋指涉了唐朝，而《杏園雅集圖》所繪的主體人物們共同面對的是明代宦官逐漸專權的政治態勢。

1437年由謝環親自制作的《杏園雅集圖》是一幅內涵豐富、顯中有隱、而且非常精彩的政治繪畫。同時，《杏園雅集圖》也是歷史上少見的隱匿了實在主題和深層含意的事實繪畫。其效果類似《紅樓夢》“將真事隱去”的主觀設想。這是否就是陳廷焯（1853—1892）在《白雨齋詞話》中所說的“若隱若現，欲露不露， 反復纏綿，終不許一針見血”的藝術表現呢？

2015年10月28日于北京

《知識生成的圖像史》書影

（本文經

責任

校對：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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