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讀史方輿紀要，至沔陽州篇，不禁潸然淚下吾國山河萬里，其不易居處

讀《讀史方輿紀要》，至沔陽州篇，不禁潸然淚下：吾國山河萬里，其不易居處，未有沔陽州若者也。書言沔陽州“未為樂土”， 對筑堤以拒汪洋大水，又斷言“豈堤防所能御哉？”

按書中的論述。沔陽州實川澤之區。“州襟帶襄、隨，腹背郢、鄂，當重湖之右，介江漢之中，地洼而卑，水漾而潴，實川澤之區也。宋朱昂曰：州環城皆水，因河為濠”。是說沔陽州遠眺襄陽、隨縣，近臨荊州、鄂渚，被多個大湖圍繞，在長江、漢水間漂浮，海拔極低，積水行潦到處都是，就是云夢澤的故地啊！宋代有個叫朱昂的人說，州城被水環繞，形成了天然的護城河。

書中又言沔陽州未為樂土，即不是安居樂業的地方。“嘉靖初，瀕漢為堤，自大小朱家岡至滄浪南池，幾萬余丈。九年，漢水自拖船埠西，決入州境，湖水皆溢，西北一帶，皆為巨浸。后屢塞屢圮，未為樂土也。”嘉靖九年是1530年，這一年漢水大漲，洪水從拖船埠西浸入沔陽州。按書中記載，拖船埠在潛江、沔陽交界處。這“州西北”與潛江接壤處，正是我家所在，豈不哀哉？

書中援引《水利考》：“州境向以富饒稱，蓋地介江、漢間，多湖渠，民便漁鮮；又因湖渚，環堤為垸，易于耕佃也。明成化以來，上流堤防漸潰，漢水不時漲溢，城市崩壞，陷溺甚眾。正德以后，潛沔湖渚，又漸淤為平陸，下流既壅，水無所容，安得無決圯之患？”簡單分析可知，沔陽州剛開始只宜于漁業，后來出現沙洲，漁民因筑堤為垸，即垸而耕。我家周圍現在還有很多以垸為名的地方，如九合垸、潭洲垸等。這些垸，本來是洪水的舊居，即便自然淤為平陸的，也是暫時的，洪水遲早會故地重游，因有“城市崩壞，陷溺甚眾”之禍。

那么筑堤拒水又如何呢？因為“州介江、漢之間”，漢水安靜了，長江又來生事，甚至長江漢水會同時發作，所以作者說：“江溢則沒東南，漢溢則沒西北，江漢并溢，則茫然大壑矣。豈堤防所能御哉？”沒有用，淚！

這就是“沙湖沔陽州，十年九不收”的地理原因。

那么父老相傳的記憶呢？我印象中不多，一般只講到1954年大水而止。少年壯志，父老戒曰：湖泊草地，哪能出什么人才？于是廢然而止。后來雷軍不信邪，終成就了絕大功業！

沔陽人都很節儉，為的是要“度荒年”。我是80年代初到四川讀的書，當年沔陽人“趕街”——即到集市去，都是凌晨三、四點動身，買罷菜趕回來還要下地。四川人呢，那是有固定的趕集日，慢悠悠趕一天集，聞之不勝嘆羨！又，過年，沔陽這邊，割十斤八斤肉就不錯了，四川人卻備得有年豬。要說經濟，當年湖北絕不亞于四川，只是沔陽人苦怕了，留下了勤儉刻苦的基因記憶，任何時候都不忘勤儉節約。

沔陽沒有山，我第一次見到山，還是外出求學，在荊門首次見到。其實沔陽也沒有古跡，因為十年九水，都存不住。

沔陽（今仙桃）的騰飛是必然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窮不過三代。沔陽人窮苦了幾百年了，該翻身了。

《讀史方輿紀要》的作者顧祖禹，對沔陽州，是三搖其頭的。他在書說：“（沔陽州）地在漢陽以西，規度上游，此為資本。明太祖既定武昌，曰：安陸、襄陽，南北噤喉，英雄必爭之地。然今日當以沔陽為干，而安陸、襄陽為枝，固守沔陽，乃圖進取，庶得其宜耳。此非辨于先后之數者哉。”這是說朱洪武舍襄陽就沔陽，是不明白先后順序和利害關系。顧祖禹哪知朱洪武的深遠用心呢？朱洪武這是怕陳友諒在沔陽的影響力！果然不久，朱洪武即命內弟馬魯為沔陽知府，授沈友仁為沔陽指揮使。二人領命而行，不但拆了陳友諒的故居，還在故居上另起一座文廟、一座道觀（玄妙觀），把陳友諒在沔陽的印跡，銷毀得干干凈凈，至于順便銷毀大漢的文書檔案更是必然的。我認為《明史 陳友諒傳》，完全是沒有史料根據的政治漫畫，一無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