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分稅制改革（中國稅收體制改革必須統籌兼顧詳解）

稅收結構改革的過程中，必須學會用減法，不能“翻云覆雨”，把企業的稅收負擔轉嫁給個人，因為那樣會導致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發生變化，人為地加重人民的負擔。

國家稅收征管機關對一些公眾人物施行稅收調查，發現問題，公開處罰。這是殺雞儆猴。很有必要。但是，在經濟形勢不明朗的大背景下，必須充分考慮到企業特殊是中小企業的生活發展問題，盡快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的稅收征管不會竭澤而漁。

最近，國家稅務機關對一些網絡廣告人施行稅收審查，發現很多問題，少數網絡廣告人（主播）被征收巨額罰款。這說明中國高度重視特別行業稅收征管問題，正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改變中國稅收環境持續惡化現象。

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長期實行財政包干制度，中心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灶吃飯”，除了繳納中心政府的稅收之外，地方政府可以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景決定稅收政策。這就導致一些地方為了加快經濟發展，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吸引投資者。

這種特別的政策曾經使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一些地方經濟增長率高達兩位數。可是，由于中心政府資金匱乏，大型工程難以施行。正因為如此，1993年中心決定改變財政包干制度，實行分稅制改革。199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分稅制。

分稅制改革的結果是，中心獲得稅收大頭，很多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為了解決地方財政困難問題，一些地方政府借鑒香港的做法，在房地產開發方面做文章。通過出賣土地，解決財政困難。絕大多數地方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施行“土地儲備”政策，將大量集體土地征收儲備，待價而沽，從而導致中國房地產市場很快變成了一個財富重新分配的市場。

現實證實，分稅制改革方向是準確的。但是，由于不考慮各地方政府的實際情景，分稅制改革導致一些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各式各樣的稅收減免政策，形成了中心政府與地方政府特別的博弈現象。

進入本世紀，為了解決我國稅收領域存在的問題，國家強化稅收監管。頒布施行稅收征管法，貫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確保我國稅收來源穩定，中心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稅收持續增加。

但是，由于我國稅收結構不合理，在稅收征管的過程中，出現了十分特別的現象。首先，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不平衡，一些企業經營者將個人所得稅轉化為企業所得，通過減少納稅義務，增加自己的收入。

我國實行累進制個人所得稅制度，個人所得稅率最高45%。企業繳納企業所得稅，但是，企業所得稅只有35%左右。為了鼓勵企業發展特殊是中小企業快速發展，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減輕企業稅收負擔的政策，這些政策疊加在一起，使得企業稅收負擔減少5%到10%左右。這種特別的稅收結構，使得一些經營者把個人所得轉化為企業所得，把自己日常開支轉化為企業成本，以此來規避國家的稅收政策。

個人所得轉化為企業經營所得，稅率下降，將日常開支轉化為企業成本，可以從企業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經過所謂“稅收籌劃”，一些億萬富豪的納稅額，以至低于工薪階層的納稅額。假如這種現象持續下去，中國稅收改革有可能會誤入歧途。

此次國家稅收征管機關對一些公眾人物施行稅收調查，并且嚴格依照法律規定認定個人所得，導致一些公眾人物違法行為大白于天下。

很多公眾人物在稅賦相對較低的地方注冊公司，結果導致企業經營所得納稅額直線下降。此次國家稅務機關調查特別行業特殊是網絡直播行業的納稅情景，發現很多問題。今后國家稅收征管機關還會對我國網絡直播行業施行全面調查，相信會有更多的公眾人物承擔法律責任。

其次，我國稅收制度是典型的間接稅制度，企業是納稅主體。企業可以通過產品和服務定價，將自己承擔的稅收義務轉嫁給生產者，生產者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時分，不需要另外繳納生產稅。

這樣的稅收結構，符合中國這樣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需要。但必須指出的是，假如企業的經營者通過虛增成本或者轉移利潤的方式，規避國家的稅收政策，那么，企業的納稅額就會減少。

如何在間接稅收制度下，完成社會公平，這是需要稅收征管機關認真考慮的問題。假如我國上市公司或者一些大型企業，通過關聯交易，增加虧損，或者通過資本運作，人為地造成虧損，那么，國家稅收將會大面積流失。解決我國間接稅收制度中存在的問題，應該成為我國稅收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第三，一些學者認為，間接稅的最大特點就在于，納稅人主要是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因此，征稅的成本相對較大，建議中國盡快實行直接稅收制度，也就是通過增加財產稅和所得稅，解決稅收征管中出現的“跑冒滴漏”問題。

按照這些學者的說法，假如實行直接稅收制度，納稅人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在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過程中履行了納稅義務，這對于解決我國稅收制度中權利義務不對稱的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事實意義。國家應該盡快考慮，將我國企業繳納的稅收變為個人繳納的稅收，把間接稅收變為直接稅收，這樣可以解決我國稅收征管中出現的很多問題。

筆者認為，這樣的思路有肯定的道理。但是，假如盲目的東施效顰，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稅收制度，征收直接稅，那么，我國稅收紊亂現象將會十分明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就在于，不斷滿意人民對幸福生存的需要。經營者繳稅，生產者享受公共福利，是社會主義的基本邏輯。假如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稅收制度體系，把消費性的稅收制度變為生產性的稅收制度，那么，有可能會導致我國稅收制度體系發生深入變化，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發活潑搖。任何情景下都不能盲目地邯鄲學步，而應當根據中國的國情，設想中國的稅收制度。

間接稅的最大特點就在于，企業成為納稅主體。雖然為了解決企業的負擔問題，國家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但是從整體來看，我國企業稅收負擔仍舊相對較重。

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大幅度升高我國稅率，包括企業的稅率和個人所得稅稅率。這樣做可能會導致國家財政赤字增加，以至會出現公共財政困難現象。解決問題的終極方式是，精兵簡政，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建設數字政府。大幅度減少政府工作人員，削減公共開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企業稅收負擔沉重，中國稅收結構不合理的問題。

稅收結構改革的過程中，必須學會用減法，不能“翻云覆雨”，把企業的稅收負擔轉嫁給個人，因為那樣會導致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發生變化，人為地加重人民的負擔。只能在不斷減輕稅負的基礎之上，進行結構性的調整，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才能確保我國的稅收可持續發展。

第四，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為了招商引資，提出了很多稅收優惠條件。一些地方政府以至采取“核定征收”政策，吸引外資。這是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有效措施。實行“核定征收”政策之后，地方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管法》規定，核定征收必須符合法定條件。只有在依法不需要設置賬簿，或者應該設置但是沒有設置賬簿的企業才可以實行核定征收。

稅收征管法核定征收帶有肯定的懲罰性，假如銷毀賬簿或者拒絕提供納稅資料，或者賬簿混亂、殘缺不全、或者沒有按照規定期限辦理納稅申報，稅收征管機關可以核定征收。

但是在事實生存中，稅收征管法帶有懲罰性的規定變成了優惠措施，一些地方政府對企業實行核定征收，客觀上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對于這種現象，國家立法機關應該予以高度重視。

筆者的建議是，假如實行核定征收有利于中小企業的發展，那么，可以規定規模以下企業或者規模以上企業中的一部分，實行核定征收。核定征收必須等量齊觀，公開征收，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出現權錢交易腐敗現象。

假如條件許可，中心政府為了鼓勵地方經濟發展，可以在一些試驗區實行財政包干制度。實行財政包干的地方，可以對中小企業實行核定征收。這樣做一方面可以減輕企業的納稅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稅收征管的成本。

我國已經建成全國稅收網絡體系，市場主體納稅系統全國聯網，這對于加強稅收征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正如筆者多次指出的那樣，一些企業從不納稅到依法納稅，是一個質的飛躍。很多中小企業之所以能夠生活發展，就是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規避納稅義務。假如全國聯網，對中小企業實行稅收征管，那么，很多中小企業只能關門倒閉。

解決問題的方案是，財政包干，答應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實際情景，決定中小企業的納稅政策；在分稅制條件下，可以答應一些地方政府核定征稅。這樣做可以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可以幫忙很多中小企業掙脫眼前的困難。

如今很多中小企業抱怨，“辛辛勞苦一年半，完全是給國家干”。企業納稅之后，所剩無幾，企業經營者缺乏經營積極性。建議國家在有條件地區實行稅收制度改革試點，逐步減輕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假如能夠培育更多的中小企業，相信中國會有更多的稅收來源。

需要特殊說明的是，筆者贊成進行稅收結構改革。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把間接稅改為直接稅，把消費性的稅收法律制度體系改造成為生產性的稅收法律制度體系。但是，在改革的過程中，不可增加居民和企業的稅收負擔，這是改革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