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古稅的理論？庇古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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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古稅的理論庇古稅的作用

一、庇古稅的理論

庇古稅是由福利經濟學家庇古所提出的控制環境污染這種負外部性行為的一種經濟手段。那么，什么叫環境污染呢?環境污染是指人類活動產生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環境，超過了環境容量和環境的自凈能力，使環境的構成和狀態發生了改變，環境質量惡化，影響和破壞了人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條件。環境污染既是一種行為，也是一種物品，作為物品也可以稱之為“受污染的環境”。由于環境污染直接導致人們生活質量的下降，因此它是一種厭惡品。要是環境污染僅僅是一種厭惡品，那么只要生產者不去生產它、消費者不去消費它即可。因為，理性的生產者總是追求利潤(正常商品的生產)的最大化，理性的消費者總是謀求效用評價最高的消費組合。不幸的是，環境污染不僅是一種厭惡品，而且是一種厭惡公共品。公共物品是與外部性密切相關的。所謂外部性就是某經濟主體的效用函數的自變量中包含了他人的行為，而該經濟主體又沒有向他人提供報酬或索取補償。用函數形式表示就是：F[,j] =F[,j]（X[,1j]，X[,2j]……，X[,nj]，X[,mk]）（j≠k）。這里，X[,i]（i=1，2…，n，m）是指經濟活動，j和k是指不同的個人（或廠商）。這表明，只要某個經濟主體j的福利受到他自己所控制的經濟活動X[,i]的影響，同時也受到另外一個人k所控制的某一經濟活動X[,m]的影響，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可以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環境污染具有負外部性。它表現為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在沒有外部性時，私人成本就是生產或消費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當存在負外部性時，由于某一廠商的環境污染，導致另一廠商為了維持原有產量，必須增加一定的成本支出（如安裝治污設施），這就是外部邊際成本。私人邊際成本與外部邊際成本之和就是社會邊際成本。假如完全競爭廠商的私人邊際收益為PMR，私人邊際成本為PMC，社會邊際成本為SMC，由于廠商污染所引起的外部邊際成本為XC，那么， SMC=PMC+XC，這種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偏離可以用圖1 加以表示（注：參看（美）K·E·凱斯、R·C·費爾著：《經濟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559頁；方福前著：《福利經濟學》，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97頁。）： （a）和（b）的區別在于：在完全競爭條件下， 代表性廠商的私人邊際收益（PMR）與需求曲線是重合的，并且是水平的； 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代表性廠商的私人邊際收益（PMR）處在需求曲線之下，并且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在沒有環境污染時，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的產量決策按照PMC=PMR的原則確定，即e[,1]點所決定的產量q[,1]。存在環境污染時，如果由于污染所導致的外部成本XC不是由他本人來承擔，則代表性廠商仍會把產量確定在q[,1]水平下。 由于廠商的污染行為導致了XC的外部成本，使邊際成本曲線由PMC移向SMC。這時，從社會的角度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產量決定應按照SMC=SMR的原則來確定，即圖1中的e[,2]點所決定的產量q[,2]。可見，由于負外部性的存在， 使完全競爭廠商按利潤最大化原則確定的產量q[,1] 與按社會福利最大化原則確定的產量q[,2]的嚴重偏離。（q[,1]－q[,2] ）的產量就是資源過度利用、污染物過度排放、有污染的產品過度生產的低效率產出。這部分產出既不符合效率最優的原則，又不符合社會公平的原則。總之，存在負外部性時，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并不能自動導致資源的帕累托最適度配置。由于環境污染這種負外部性的存在，造成了環境資源配置上的低效率與不公平的本質，這促使人們去設計一種制度規則來校正這種外部性，使外部效應內部化。按照庇古的傳統，經濟學家主張使用稅收的方法迫使廠商實現外部性的內部化：當一個廠商施加一種外部社會成本時，應該對它施加一項稅收，該稅收等于廠商生產每一連續單位的產出所造成的損害，即稅收應恰好等于邊際損害成本。值得說明的是，這里所講的“稅收”概念是一個學術概念，實際應用時既可以是稅收，也可以是收費，如環境資源稅，環境污染稅，排污收費等。圖2與圖3分別是完全競爭條件下和不完全競爭條件的征稅模型。（注：參看楊瑞龍：“外部效應與產權安排”，《經濟學家》 1995年第5期。在楊文中僅說明不完全競爭廠商私人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成本的不一致，本文中筆者把在完全競爭條件下與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廠商與行業的均衡狀況作了比較靜態分析。）（a ）圖用來表示供求均衡的變化，（b）圖用來表示定產決策的變化。圖2與圖3 的唯一區別在于代表性廠商的邊際收益曲線（PMR）的斜率。在完全競爭條件下， 代表性廠商的邊際收益曲線與需求曲線是重合的，而且是水平的；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代表性廠商的邊際收益曲線落在需求曲線下方，并且是向右下方傾斜的。由于征稅，邊際損害成本（MDC ）事實上由廠商以付稅的方式支付。由于廠商考慮到稅收并因此而衡量損害成本后，廠商的產量決定發生了改變，即由原來q[,0]（根據PMR=PMC的原則而定）減少到q[,1]（根據PMR=SMR的原則而定）。廠商產量的減少導致整個行業的均衡價格發生變化，即由p[,0]上升到p[,1]。在新的均衡價格p[,1]處， 生產者和消費者支付的貨幣數量足以抵補全部資源成本和廠商造成的損害成本。q[,1]數量的產出是有效率的。值得注意的是， 行業供給曲線就是單個廠商邊際成本曲線的總和，這意味著行業供給曲線向左上方移動，抬高了均衡價格。并且，n　nQ[,0]=∑q[,ni]（i=1，2…，n）；Q[,1]=∑[,1i]（i=1，2，…，n）i=1　i=1

二、庇古稅的作用

庇古稅可以達到資源有效配置，能夠導致污染減少到帕累托最優水平。污染者權衡保持污染水平所支付的稅收和減少污染少交稅所獲收益，控制成本小于稅率，則污染減少，直到二者相等時，達到污染最優水平。這有動態和靜態兩方面的優勢：首先在靜態條件下，因為只要有污染就會被征稅，企業出于少交稅的目的也要控污；其次在動態方面，若稅率不變，企業通過技術進步可以減少對未來稅收的支付，庇古稅這種提供進﹁步減少污染的動態效率與靜態效率一起被認為是與其他方式相比的主要特點。庇古稅對外部的不經濟有矯正性的功效。它通過稅收的方式對生產和消費中的外部成本進行矯正。使產量和價格在效率的標準上達到均衡，矯正的邊際私人成本，使企業認識到在社會層面上的成本。所以又名“矯正性稅收”。而作為矯正性稅收的另一角度的優勢在于，它很好的避免了稅收的扭曲性效應。比如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過高時，人們會以閑暇替代，有獎懶罰勤的副作用，相反，庇古稅正是對外部不經濟調整為經濟，是修正性的，在初衷上就避免了扭曲效應。在實踐中，征收環境稅、提供補貼、發放污染許可證、收取押金都是間接控制方法。征收環境稅與提供補貼相比，是阻止而不是鼓勵資源流人污染嚴重的企業；無需確定污染的基準點，只需確定單位排放量的稅金就夠了；可附帶得到一筆財政收入。征收環境稅與發售許可證相比，許可征的發售有膨脹的可能，存在炒買炒賣的投機性。征收環境稅與收取押金相比，收取押金的操作相當麻煩，且只能限于很小的范圍內。由此可見，征收環境稅的確是一個理想的環境保護手段。